在近6年的时光里，“一带一路”倡议的“卷轴”从泼墨挥洒的“大写意”进入到了精谨细腻的“工笔画”阶段，成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中离不开参与国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的全力支持，而“一带一路”建设的微观主体--企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同样意义重大。

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各不相同，法制环境、税收制度等存在较大差异，在中国企业赴沿线国家投资规模日益增大的背景下，中企面临的涉税风险问题也在凸显。

涉税风险表现在哪些方面？企业又该如何规避风险，压低位于“跷跷板”一端的税务支出，从而将企业盈利“撬”至高点？

涉税风险不容小觑

“从宏观层面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税务环境变得比以往更为复杂。”安永大中华区国际税务主管合伙人蔡伟年分析称，“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家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为增加财政收入，一些国家选择了增加税收的政策取向。”

具体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蔡伟年表示，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状况各不相同，税法及税收管理体系相对而言也并不十分成熟，税务环境变化较大，一些国家的税法更新频繁，给中企投资带来未知风险。

以“一带一路”建设“五通”中的设施联通为例，蔡伟年表示，基础设施建设是中企重点涉足的领域之一，其项目往往具有周期长的特点，这给企业的税务工作带来了挑战，增加了不确定性。“中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花费较长时间投资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的过程中，投资国的税法或会作出一些调整，一个可能出现的后果是：中企有一笔利润最初是想免税离开投资国，新规可能会导致这笔利润在离开当地时需要纳税，那么整个项目的回报率就完全变了。”

即便税法未变，中企在投资过程中想要锁定税收优惠也并非易事。蔡伟年介绍了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某中企准备投资巴基斯坦风电项目，在巴基斯坦政府的招商引资目录里这是一个免税项目，在免税前提下，该项目收益可观。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上述中企发现只有在当地成立实体企业才能够申请免税优惠，而中企在中标该项目之前无法在当地成立实体企业。“这就变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了，企业无法确定能否享受到巴基斯坦的免税优惠，极大地影响了项目的决策。”蔡伟年说。

在另一个案例中，某中企投资哈萨克斯坦的工程总承包（EPC）项目，当地业主承诺该项目免税，因此中企在投标报价和EPC合同签订阶段完全未考虑到税务成本问题。在项目落地阶段，因业主承诺的免税待遇在当地税法中并无法律依据，业主无法帮助中企拿到免税待遇。

如何有效化解涉税风险

在蔡伟年看来，“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期待能够吸引更多外资来发展本国经济，因此会从国家法律层面给予税收优惠。“但中企想要把税收优惠真正锁定和落实下来，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实则充满变数和挑战。在实际操作时，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企业未能拿到免税批复，最终仍要缴纳相关税费的情况并不鲜见，这也是企业在国际工程承包项目上出现计划外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中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才能成功规避风险、有效锁定税收优惠？

蔡伟年建议称，中企一定要注重在合同中加入保护性条款，比如要求业主协助投资方拿到税收优惠，在无法落实税收优惠时中企有权利终止协议，并列明补偿条款。

中企在投资海外的过程中，借助专业服务的力量同样非常重要。在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制度处处长张运增看来，随着法制建设的推进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纳税服务已成为税务机关的重要业务。与之相适应，相关社会专业服务也成为国家经济和税收发展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张运增表示，税务师行业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大，可以在企业投资、融资、经营、退出等各个阶段，从企业关键环节税收风险、税务架构等方面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