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的《中国跨国公司发展报告(2017)》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杨立强撰写的专题报告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伊斯兰国家有近30个，几近半数。不少学者在中巴经济走廊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构建“一带一路”中东走廊、海湾走廊、西亚新丝路等设想，中国对西亚北非伊斯兰国家的直接投资活动将是实现这些设想不可缺少的条件。然而，“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稳定性、营商环境等均存在较大差异，投资该地区存在较大风险和挑战，需要考量相应的投资策略。

报告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平均近四成流向伊斯兰国家，存量约占三成。从2006年以来的平均流量占比来看，中国对沿线伊斯兰国家直接投资流量占沿线投资总额的比重均为35%左右。

沿线伊斯兰国家吸收中国投资分布不平衡，多数投资集中在几个重点国家。2015年中国对沿线伊斯兰国家海外投资主要流向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如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存量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中亚、中东和南亚等地区，如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基斯坦、伊朗等。以上五个国家吸收的中国海外投资存量占到中国对沿线伊斯兰国家投资存量总额的65%左右，仅印度尼西亚一国吸收的中国投资存量约占22%。

在29个沿线伊斯兰国家中，分属高中低风险的国家各占三分之一。

报告认为，中国对沿线伊斯兰国家直接投资主要面临以下四大风险：

第一，政治风险。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新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构想、印度“季风计划”的推出，将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的国家政治风险。中国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港口投资遇到的问题就是典型案例。在大国影响和巨大利益诱惑下，东道国国内政治博弈也可能影响到中国投资，如中巴经济走廊的路线之争。

第二，安全风险。安全局势不稳、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已经成为中国对沿线部分伊斯兰国家投资的首要障碍。以巴基斯坦为例，当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就受到了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安全“黑洞”的威胁，尽管巴基斯坦政府采取了不少“去极端化”措施，但该地区极端主义势力根深蒂固，难在短期内消除。

第三，经营风险。一方面表现在投资收益率较低，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领域最为突出。此类投资往往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而以往国内经常采用的基础设施周边土地开发模式在海外投资中通常行不通，这势必造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经营风险高企；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不少国家还存在延迟支付、外汇兑换、保函没收等经营障碍和风险。

第四，金融风险。部分沿线伊斯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当地私人部门和境外主体出资有限，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成为主要出资者，从而加大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风险。

除此之外，中国对沿线伊斯兰国家直接投资还面临经济基础、投资环境等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多数伊斯兰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不高，缺乏中国企业尤其是加工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的产业基础。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亟待改善国内投资环境，较差的营商环境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对沿线伊斯兰世界投资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