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发达国家设计行业概述

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期阶段，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以下；中期阶段，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70%；稳定阶段，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70%-90%（图1）。

图1  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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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周期划分标准：产出缺口，辅以政策变化;（2）添加住宅价格指数便于观测周期轮动时房价的变化。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起步早，城市化水平高。近几十年来，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工程建设市场也比较稳定，市场需求成熟且稳定，这是发达国家设计咨询公司或工程公司发展的市场环境，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工程建设市场的政策管理、企业主体的成熟和稳定。

研究发现，在行业政策和政府监管方面，从政策导向、政府职能和管制思路来看，发达国家的设计行业几十年以来变化小、总体稳定。由于政治体制和行业成熟的原因，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作用非常大，行业管理规范且相对稳定，这与发达国家近几十年的城市环境和工程建设市场的相对稳定相吻合。

企业层面，近代发达国家的工程企业经过工业革命后数百年的发展，竞争格局、业务模式、管理手段已非常成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国家设计咨询公司和工程公司具有业务领域宽、组织结构健全、重视技术开发、全过程服务、人员结构合理、项目数字化水平高等特征，其发展已经越过了“做大、做强、做优”的口号式发展阶段，在企业发展周期、产业发展周期、经济发展周期的各种波动中，找到了应对的策略，能从容地处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2—对比国内外设计行业的思考

发达国家建筑行业和企业在充分适应市场后所形成的发展思路、业务模式和管理方式，是我国行业和企业未来发展的样板。建筑业是传统行业，我们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形成后发优势，也可以利用中国工程建设规模巨大的优势，在新技术上形成某些优势。

在工程建设的模式上，发达国家的实践值得中国设计行业借鉴，也是中国设计企业向国际惯例靠拢的必由之路。为什么国家政策要推工程总承包、全过程工程咨询、建筑师负责制？我们常说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但这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过去的平行发包造成了很多劣质的工程产品。今天，我国政府在提倡采用这些模式，虽然模式转型还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例如律师看到了法律不配套的问题，甲方看到了承包单位能力不足的问题，施工和设计企业看到了甲方不信任和不及时付款的问题，但只要这些模式能为工程建设项目带来价值，就会成为一个大的趋势，而种种问题在发展和实践中都将不是问题，行业一定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目前出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偿还原来价值链分割所欠的账，分割模式在大多数领域都将走向终结。

不管是工程总承包，还是全过程咨询、建筑师负责制，基本的原则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在工程品质、造价、性价比等方面获得最佳的结果，其着眼点都是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时，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建筑业既需要发展好自身，也需要更好地服务于宏观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和服务方式的改变，使得碎片化的行业现状满足不了需要。通过对比发达国家的同行，在行业发展、企业能力和行业监管方式上给我们以下三点启示：

其一，行业必须朝高质量方向发展。有数据显示，英国的住宅统计寿命近一百三十年，欧洲大多数国家接近一百年，美国以木结构为主的住宅统计寿命约八十年，日本五十年，而我国建筑物平均使用寿命仅三十年，农村地区的住宅甚至只有十多年。工程寿命的差异，折射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阶段、政府管理方式、民族文化的不同。我们常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我国经历了建筑业高速发展的几十年，建设了全人类有文明史以来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类型最多的工程，有如此之多的丰富工程经验，有6000万人这样最庞大的行业从业者队伍，有如此之多的技术大师、院士，但却没有诞生名气大的、公认的、耳熟能详的思想家？也许平行发包模式是罪魁祸首之一。

其二，设计企业服务能力必须进一步提升。目前国内设计企业在项目前期策划阶段的高端咨询、工程全生命周期整合服务、带动行业发展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单纯从服务的角度，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与发达国家显著的差距。兰州的中山铁桥有一百一十年历史，1909年由德国泰来洋行修建，钢材水泥均由德国进口，铁桥设计的保固期是八十年，1989年保固期满后，兰州市政府接到了德国设计师家族的来信，信中提示铁桥的八十年保固期已到，在询问铁桥状况的同时，申明合同到期。2007年兰州市政府再次收到了德国设计师家族的来信，信中称该桥一百年的设计使用年限将到，提醒城市管理部门维护保养，还在信中附了油纸包，里面有铁桥部分维护零配件的样品。类似的案例还有武汉景明大楼、上海外白渡桥等。行业内很多有识之士都对这种现象进行过深入的反思，但解决问题的进展却很缓慢。虽然这里有行业整体的原因，涉及国家管理体制、行业历史形态、企业自身经验和能力、取费标准等，但作为行业的建设主体，设计企业需要深入思考自身的责任和义务。

其三，行业管制必须进一步调整。过去，国家在行业政策和管制措施上已经做了很多调整，包括法律法规、资质改革、招投标与造价体系等。未来，国家在政策的系统性、新模式的政策环境、产品和技术标准、工程造价和取费标准等方面，还会有更多的改革措施。同时，我们也清楚，国家政策和管制措施，与行业实践、企业能力等密切相关、互相影响，难以“独善其身”，如果能够相对早地往前走一步，或许就能发挥推动行业进步的作用。从几个具体的方面来看，国内设计咨询的取费标准为什么远比国外低？国内监理被认为“在现场是一个摆设”，为什么国外的监理地位很高？为什么国外低价中标是健康的，到中国低价中标就是病态的？方方面面的行业怪现象，行业人士有目共睹，又都无能为力，如何为这个困境破局？行业管制调整或许是一个切入口和助力点。

当然，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同，行业发展模式不同，走过的路径不同，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可以学习和借鉴的东西”，需要基于我们的实际做取舍。

研究万喜十多年，显然万喜的经营模式是大多数企业希望学习的，但我们认为，万喜诞生于特定的时代和环境，如果天时和地利不再，就不可能产生第二个万喜。反光镜里看不见未来，在学习借鉴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基于实践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