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企业来说,资源、区位和政策等方面的优势造就了中东欧地区巨大的投资空间,但来自区域内外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也使对外投资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要努力提升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驾驭能力,以降低相关风险。
中东欧地区具有较好的投资环境
中东欧地区涵盖中欧、东南欧和波罗的海3个地理区域,所涉及的国家主要有当时苏联控制的16个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后来加入的希腊。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中,中东欧国家约占1/4的席位。
从地理位置上说,中东欧地区具有东联西通的地缘优势,是中国从陆上进入欧盟市场的“桥头堡”。从营商环境看,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较早,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秩序良好,法律体系相对健全。特别是一些中东欧国家在加入欧盟后,科技创新水平也有所提高。例如,2018年欧盟综合创新指数显示,爱沙尼亚属于强力创新国家;捷克、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斯洛伐克、匈牙利、拉脱维亚、波兰、克罗地亚、塞尔维亚9个国家属于中等创新者,居于欧盟的平均水平;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属于一般创新者,再加上北马其顿,这3个国家创新水平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投资中东欧地区增长空间大
在逆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具有较高的经贸合作契合度,双边投资合作空间较大。当前,发达国家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盛行,全球经济增长低迷,中国和中东欧地区都在积极寻求发达国家之外的国际生产合作。一方面,全球生产链脱钩风险凸显,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生产网络合作;另一方面,欧盟一体化进程也受到逆全球化冲击,中东欧国家纷纷开始寻求与亚洲国家合作。
目前,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关系,成为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的“中国方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原则,有利于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融合。特别是2017年中国同中东欧16国(不含希腊)共同发表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达佩斯纲要》,并且成功地完成了与中东欧16国“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签署,为中国与中东欧地区投资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近几年,在“一带一路”倡议和“17+1”合作框架下,中国与中东欧的经贸合作关系也步入了“快车道”。例如,在国家层面上,中国与波兰和塞尔维亚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友好城市又进一步细化了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截至2018年,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共计7个,其中匈牙利拥有2个物流合作园和1个重工业园,塞尔维亚拥有1个物流合作园和综合产业园,罗马尼亚和波兰分别设有轻工业园和物流合作园。2019年,宁波举办了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形成了“一会一园四片区”的中国—中东欧发展战略格局。
但是,中东欧地区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的占比依然较低。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直接投资基本上呈现上升态势,由2013年的1.03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6.05亿美元,2019年直接投资也达到了将近5亿美元,但是中东欧地区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所占比例依然较低,最高也只有3.38%(见图1)。
此外,从单个国家来看,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投资额依然偏低。以2019年为例,中国对匈牙利和波兰的直接投资额分别为1.23亿美元和1.12亿美元,对波黑、黑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捷克和罗马尼亚的直接投资额保持在0.1亿~1亿美元之间,对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投资额均低于0.1亿美元,对北马其顿和斯洛伐克的投资额均为负数(见图2)。
投资中东欧地区的机遇
在2015年11月签署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中,中国与中东欧16国确定了经济、卫生、互联互通合作,文化、教育、青年、体育和旅游合作,科技、研究、创新与环保合作等宏观方面的合作,以及产能和装备制造、金融、农林与质检等具体产业领域的合作。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来看,未来几年中国可以重点在以下领域与中东欧加强投资合作。
第一,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是未来几年中国对中东欧地区投资的一个重要领域。普华永道2017年发布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相关认为,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是制约中东欧地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到2025年,中东欧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总资金需求大约为6 150亿欧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而言,传统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合作平台”的载体;对中国而言,传统基础设施也是实现国内大市场与国外市场相互促进的前提条件之一。中国应与中东欧地区国家一道,创新投融资模式,利用自身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强大优势,推动区域生产合作和“一带一路”沿线大市场建设。
第二,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是未来仅次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投资领域。目前,中东欧国家数字化水平相对较低。根据欧盟智能化分析评估结果,中东欧国家中只有斯洛文尼亚、捷克和爱沙尼亚达到欧盟平均水平。针对这种状况,一些国家开始注重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例如,爱沙尼亚发布了《2019—2021年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主要关注各种社会部门的AI(人工智能)应用及相关法律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情况;捷克、克罗地亚、立陶宛和匈牙利则重点关注数字化建设发展,加大研发领域投入,打造真正的智能经济、智能社会。中国在5G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移动支付等领域的发展日趋成熟,甚至走在了世界前列。与发达国家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强烈的投资保护主义相比,中东欧国家在这些领域相对开放。中国相关企业可以在中东欧国家加强对上述领域的投资,尤其在5G、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领域不断开发新的网络消费形态和服务场景,帮助沿线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
此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还应关注中国短缺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以及中东欧国家产能不足的传统产业领域。例如,波兰和塞尔维亚的矿产资源,罗马尼亚的石油和天然气,拉脱维亚的物流,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生物医疗,保加利亚的农业、食品加工和纺织服装等。
投资中东欧地区面临的风险
虽然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具有较高的经贸合作契合度,但是也面临着来自地区内部和外部的投资风险。
在经济方面,中东欧各国国情不同且市场规模较小,区域层面缺少相互协调的经济发展战略。目前,这17国依旧各自为政,彼此之间还没有形成内部统一的大市场,但市场准入规则却像欧盟一样严格,如一些国家对企业资质和海外技术人员资格要求较高、认证程序复杂、当地利益集团对中资企业限制较多等。
在政治方面,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投资也可能受到欧盟、美国和俄罗斯的影响。例如,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波兰和波罗的海3国则对俄罗斯持全面敌视态度,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上与俄罗斯纠纷不断;为了联美抗俄,这些国家也可能引入美国势力,而当前中美在政治、外交方面也存在分歧。此外,中国在中东欧地区影响力扩大也可能引起欧盟的焦躁和不安。
总之,对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来说,中东欧是一个具有较大潜力和希望的投资区位,但在中东欧地区投资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要努力提升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驾驭能力,以降低相关的政治和经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