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要

2019年，中国对非洲的贷款仍然相当可观，但其特征正在发生变化。2000-2019年这20年间，中资金融机构已承诺向非洲公共部门借款人提供1530亿美元贷款。这些贷款中至少80%用于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涵盖交通、电力、电信和水利等领域。2019年，中资金融机构承诺向非洲借款人提供70亿美元贷款，较之2018年的99亿美元下降了30%。我们预计这种下降将持续到2020年，这反映出新冠疫情及其引发的经济混乱的影响。然而，我们预计中国对非贷款并不会持续下降。与全球其他金融机构一样，中资银行同样对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的利润回报兴趣浓厚。

经过十年的快速增长，中国每年承诺的贷款额在2016年达到了280亿美元的峰值。然而，如果将安哥拉这一特例从数据中剔除——该国存在大量现有贷款再融资的情况——不难发现，中国对非贷款在2013年就已达到峰值，这正好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启动之年。

中国对非贷款自2013年以来出现下降趋势，这反映出当前中国对东道国债务可持续性和结构转型的关切，以及中国主动调整海外活动市场主体的构成。我们此前研究发现，2019年中资金融机构业务集中在在风险较小的国家，主要是那些此前未要求中资银行减免债务的国家。在2019年排名前五的借款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在此前几年中陷入债务困境或要求中方进行债务重组。

中国贷款模式的主动转型也反映在中国债权机构的构成变化上。根据我们搜集的数据，2000年，仅有3家中国贷款机构，为14个项目提供了融资，项目平均贷款额1000万美元。到了2019年，我们的数据中已经有30多家银行及其他贷款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是中国的官方出口信贷机构，也是非洲经验最多的贷款机构，仅2013年就承诺提供104亿美元贷款。但是，自2014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平均每年贷款承诺仅为64亿美元，2019年约为40亿美元。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来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以及中资银行和非中资银行组成的银团的商业贷款，还有中国水电等中资企业提供的融资，均有所增加。

几年前，安哥拉政府决定停止以石油为担保获取新贷款，这反映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这一贷款模式潜在风险的担忧。正如CARI此前研究指出的那样，2000-2019年，资源担保贷款占中国对非贷款总额的26%。然而，安哥拉本身就占到中国所有资源担保贷款的70%。尽管IMF对此表示担忧，但加纳和几内亚等国继续采用这种模式。

1、2010-2019年中国贷款的起伏变化

图1显示了2010-2019年中国对非贷款承诺额，其中安哥拉与其他国家分开展示。值得注意的是，安哥拉贷款数据是重要的异常值——作为中国在非最大的债务国，过去十年安哥拉占到中国对非全部贷款承诺额的约30%。中国对安哥拉贷款的规模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非洲国家不同。中国向安哥拉提供的大部分贷款都由安哥拉石油出口担保。例如，我们发现，2000-2019年间，除安哥拉外，中国对非贷款中只有8%是由未来自然资源流量所担保，如果包括安哥拉，这一比例则上升到26%。因此，剔除安哥拉后，中国对非贷款的趋势往往能更清楚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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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9年间，中资金融机构向非洲政府和国有企业承诺贷款额1530亿美元。其中，80%是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10年（即2010-2019年）中所承诺的。随着大宗商品价格高企、非洲经济增速上升，以及中国承包商寻求海外项目的胃口越来越大，非洲各国政府和中资银行也急于开发新项目。

2014-2015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非洲经济增速下滑。中国贷款有所减少，但在2014-2018年间总体保持稳定，平均每年贷款额为95亿美元。2019年，中资金融机构对非承诺贷款额70亿美元，较之2018年的99亿美元下降了30%。虽然这意味着中国贷款明显减少，但2020年初步数据显示，中资金融机构仍将是非洲重要的资金提供方，非洲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具备持久吸引力。

2、规避风险：2019年中国贷款融资流向何方?

许多此前借债很多的债务国2019年几乎都没有获得融资（表1）。许多前几年曾进行债务重组谈判的债务国没有获得新的贷款，包括刚果（布）、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其他国家，包括安哥拉、赞比亚、肯尼亚和喀麦隆，获得的贷款也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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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是中国最大的债务国，但近年来中资金融机构的贷款也大幅减少。自2010年以来，中资金融机构每年承诺向安哥拉提供的贷款超过15亿美元，其中2016年达到惊人的190亿美元，但2018年仅为4.05亿美元，而2019年更是仅为1.06亿美元。

2020年，赞比亚和肯尼亚均要求在G20缓债倡议（DSSI）框架下进行债务重组，但早前两国都已面临债务可持续性问题。2010-2018年间，中国对赞比亚和肯尼亚每年承诺贷款平均约为10亿美元，但2019年，中国仅分别承诺向赞比亚和肯尼亚提供2.17亿美元和2.65亿美元的贷款。2020年11月，赞比亚在一笔欧洲债券偿付上违约，成为新冠疫情背景下首个贷款违约的国家。肯尼亚议员也呼吁对肯尼亚标轨铁路项目的贷款进行重组。

与之相对，加纳、南非、埃及、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亚成为2019年获得中国贷款承诺最多的国家（表1），这些国家自2000年以来均未发生中国贷款债务重组的情况。如下所论，加纳获得的12.5亿美元贷款，包括两笔资源担保信贷额度。虽然IMF和世界银行债务可持续性评估认为加纳处于债务高风险，但加纳此前从未与中国进行过债务重组，迄今也未参与新冠疫情背景下推出的G20债务重组倡议。

埃及和南非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2016年，随着中国转向更多商业贷款，中资金融机构对这两个国家的贷款开始增加。2010-2019年间，这两国都没有出现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尽管南非的经济前景近年来有所恶化。

南非2019年获得的12.4亿美元贷款承诺，主要来自南非国有企业Transnet铁路公司和Eskom电力公司从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署的9.67亿美元的信贷额度协议。Transnet铁路公司还向中国工商银行借款2.71亿美元用于资本支出。

在埃及，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连接开罗和埃及新行政首都的轻轨项目签署了总额为12亿美元的贷款承诺。这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在非洲资助的第三个轻轨项目。2011年，该行为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轻轨项目提供了4.75亿美元贷款；2012年，为尼日利亚阿布贾轻轨项目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埃及是2019年唯一一个从中国借款用于大型铁路项目的国家。

尼日利亚和科特迪瓦也是2019年获得较多中国贷款承诺的国家。尼日利亚是中国最大的借款国之一，在偿还中国债务方面没有遇到困难。2019年中国对尼日利亚做出的贷款承诺包括：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尼日利亚提供约4亿美元贷款，为现有机场升级改造项目提供资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承诺向莱基港的莱基自由贸易区企业有限公司（Lekki Port’s Lekki Free Trade Zone Enterprise Limited）这一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提供资金。

2010-2011年科特迪瓦政治危机结束后，中国向其提供的贷款开始增加，但该国迄今为止对借款较为谨慎。2019年中国对科特迪瓦的贷款承诺包括：中国进出口银行为112兆瓦格西波-波波里（Gribo-Popoli）水电站项目提供2.9亿美元，为科特迪瓦12个城市饮用水供应项目提供2.84亿美元，中国银行为PK24工业区一期工程提供9700万美元贷款。

3、债权机构的变化：商业银行的贷款增大

根据我们的数据，2000年，中国仅有3家贷款机构，资助了14个项目，项目平均贷款额仅为1000万美元。在此后19年中，已有超过30家的中资金融机构承诺向非洲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贷款。2010年以来，中资金融机构平均每年资助71个项目，项目平均贷款额1.8亿美元（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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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非贷款的前四大金融机构分别是：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是中国官方的出口信贷机构，也是唯一一家提供政府补贴的对外援助优惠贷款的银行，其提供的贷款占中国2000年以来对非贷款总额的56%。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是兼有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性质的“混合型”银行，2000年以来，其贷款占中国2000年以来对非贷款总额的24%。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迄今为止发放的贷款规模相对较小。然而，这两家银行在中国对非贷款中所占的份额趋于不断增大。

2000-2009年间，中国进出口银行占中国对非贷款总额的约71%。而在近10年（2010-2019），中国进出口银行所占份额下降到53%（670亿美元）。2000-2009年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对非洲国家政府贷款较少，但在近10年已成为中国第二大对非贷款机构（图3）。2010-2019年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对非贷款总额达到370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非贷款总额的30%。值得注意的是，2016-2018年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向南非国有企业贷款超过24亿美元、向埃及国有银行贷款28亿美元。这两个国家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而此前几乎没有与中资金融机构签署过贷款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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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等中资商业银行也开始扩大对非洲的贷款。2015-2019年间，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对非贷款承诺64亿美元，而2010-2014年间仅为39亿美元。

4、资源担保贷款

将自然资源出口的预期收入作为贷款偿还的担保，既是借款国吸引融资的一种方式，也是债权人降低风险的一种方式。然而，当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时，这种贷款模式仍会遭遇问题。

在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后，安哥拉和刚果（布）都需要围绕债务减免进行谈判。安哥拉是石油预期收入担保贷款模式下、中国在非洲最大的债务国，但在2018年与IMF就救助计划谈判后，安哥拉决定停止“资源担保贷款”模式。2014年前，刚果（布）通过石油担保从中国获得大量信贷额度，但此后也没有再获得新的石油担保贷款。

苏丹是另一个长期从中国获得资源担保贷款的债务国。但自2011年南部产油地区独立后，苏丹就没再使用过这种方式获得贷款。南苏丹曾试图利用石油担保获得融资，但该国的内战阻碍了中国的借贷。

虽然上述国家资源担保性质的贷款明显减少，但在其他国家仍继续采用这种模式。刚果（金）根据与中国企业的Sicomines铜钴矿协议，以铜出口为担保获得基础设施项目融资。2017年，几内亚与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中资金融机构签署非洲首个以铝土矿为担保的信贷项目。2018年，几内亚从中国获得总额为5.87亿美元的贷款额度，用于其两个公路项目的建设。

2019年，加纳签署了总额9.47亿美元的资源担保贷款协议。其中，3.97亿美元来自2011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石油担保信贷额度，该额度仍然开放，但已不收取年度佣金。这笔贷款额度最初总额为30亿美元，其后分为条件不同的两个部分。由于执行缓慢、油价波动以及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使得加纳政府2015年最终取消了两个信贷部分中的一个，将贷款总额降至15亿美元。2013年双方签订两个项目后，这一授信额度6年都未被使用。

加纳还从中国工程承包企业中国水电获得了约5.5亿美元的融资用于其公路项目，这笔贷款由铝土矿作为担保。这笔贷款的结构是一份延期付款协议，根据该协议，中国水电同意为加纳该公路项目寻找融资，而加纳政府则将通过加纳铝土矿和氧化铝综合发展局（Ghana Integrated Bauxite and Alumina Development Authority），将精炼铝土矿的出口收入经由一个代管账户向中国水电偿付融资。

5、结 论

来自中国的融资已日益成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重要的资金来源。尽管近年来融资规模有所下降——2019年，融资规模自2010年以来首次降至90亿美元以下，但中国的融资仍将是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

过去10年中国对非贷款的数据显示，中资金融机构正在从债务国的债务困境以及债务重组谈判中汲取经验，以适应非洲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中资金融机构并没有盲目向债务出现问题的国家继续注入资金，而是转向经济实力和债务管理能力更强的国家——尽管这种转变在某些情况下略有延迟，如赞比亚。

一些中资金融机构有所收缩，而有些则变得更加活跃。过去10年，中国进出口银行——非洲最大的融资机构、中国官方出口信贷机构——减少了对非洲的贷款，而各个中资商业银行却增加了对非洲的贷款。我们认为，随着中资商业银行寻求扩大海外市场，这一趋势仍将延续。虽然一些国家继续利用资源出口为基础设施发展融资，但这些债务人及其背后资源出口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

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加速了中国融资的变化，因为更多的债务国已面临债务问题的挑战，并要求进行债务重组。初步数据显示，尽管贷款承诺将进一步减少，但债务国仍在与中资银行签订贷款协议，特别是那些在疫情期间经济表现较好的非洲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