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交织，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额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2021年，在中国疫情有效控制、“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国内企业国际合作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率先引领全球投资合作走向复苏。但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风险对国际合作与投资的影响愈发重要，且具有不可控、损失大、难补救等特点。当前国际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具体表现为大国博弈升级，地区冲突呈现新态势，国际军控体系面临严峻挑战，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加剧等方面。

本文回顾近年来政治风险焦点事件，分析当前对外投资环境，展望未来政治风险的新动向，洞察全球各大洲的投资机会，并给出对策建议，为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提供参考。

一、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回顾

（一）大国博弈升级，国际秩序面临重构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期，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竞争、合作与冲突并存。2020年，大国间的博弈并没有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按下暂停键，相反却因之增添了新变量，打击了全球化进程，增加了国际政治的碎片化程度。大国间战略博弈日益升温，中美贸易摩擦蔓延至政治、经济和技术等领域，美俄关系深陷僵局并存在进一步恶化的趋势，美欧之间分歧不断扩大。目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越来越不能适应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国际体系与秩序面临重构。在新旧秩序并存磨合过渡期，大国间博弈及摩擦难以避免，经贸环境复杂多变，对全球跨境投资造成重要影响。

1.中美战略博弈升级对海外投资影响较大

2017年8月14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华启动“301调查”，该事件可认为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开端。进入2018年之后，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贸易磋商过程异常艰难，谈判经历反复波折。从当前情况看，美国对华政策有重大转向，遏制中国成为美国共识，美国将中国列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两国进入战略竞争阶段。中美贸易摩擦以来重要博弈节点见图1。

数据来源：根据Wind、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整理。

图1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重要博弈节点梳理

在双边经贸方面，虽然当前中美博弈的焦点从经贸领域逐步扩展到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等领域，但经贸领域的博弈仍然是重要手段。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美国认为自身世界领先地位受到威胁，对中国采取战略遏制政策，并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霸权限制外资对华技术外溢。

2.美俄地缘政治博弈对全球经贸活动造成一定影响

俄美关系复杂多变，依然延续对抗与竞争的主基调。总体来看，未来美俄地缘政治博弈的频度将会更高，博弈重点将在中东、东欧等重点区域，此外，极地和太空等新领域也将成为美俄竞争热点。俄美之间矛盾复杂且根深蒂固，短时间内难以有本质改善。

在经贸领域，自2014年乌克兰克里米亚公投脱乌入俄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一系列的“制裁”，从程度上看呈现逐步强化的趋势。近年来，为防止被排除出SWIFT组织（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俄罗斯正开发一个全新的系统——SPFS（金融信息传输系统），并计划将SPFS与欧元区、伊朗、中国等国的结算系统连接起来。

3.欧美关系难以修复，双边经贸发展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长期以来，国际主流媒体认为，欧美关系是经过二战和冷战，用鲜血凝聚起来的政治和战略同盟关系，但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美欧“跨大西洋同盟”受到严重冲击。在拜登当选之后，欧美关系短期内出现“回暖”迹象，欧美在多边及地区事务中合作空间增大，但当前形势下，拜登政府虽然努力改善与欧盟关系，但无法逆转美国战略重心从欧洲和中东向亚太地区逐步转移的趋势，欧美之间存在战略目标难以协同，安全关切难以同步等问题。

在经贸领域，近年来欧美贸易摩擦不断，并呈现逐步加剧的态势。2020年7月10日，美国宣布将对法国出口美国价值约13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7月15日，美国威胁制裁参与“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欧洲企业。数字经济领域也是欧美博弈的焦点，2020年6月，欧盟对多家美国互联网科技巨头收取相关数字费用。从当前情况看，欧美经济的结构性竞争难以解决，尽管传统贸易摩擦有所缓和，但数字领域的对抗将持续激化。

（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中国投资不确定性

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期，地缘政治风险明显增加，对我国跨境投资造成一定的影响。除中美战略博弈升级之外，中国还面临诸多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具体如下。第一，美国推出“新刺激计划”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存在一定的区域重合或产业链竞争。第二，印度为保持自身在南亚的影响力，对“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持消极态度。第三，美国推出“印太战略”，放弃了原本在东盟和东南亚的经营，转而强调印度的重要作用，试图形成“两个海权国家“（日、澳）+一个海陆二元化国家”（印度）同时从东南两方向对中国形成战略牵制格局。第四，RCEP与CPTPP在会员国和地域分布上均有重合，将来可能面临两大自贸协定争夺全球贸易投资主导权等问题，这增加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不确定性。

二、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展望

（一）政治风险仍将影响全球投资格局

2021年，世界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步入动荡变革期，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力量对比加速调整，逆全球化思潮和右翼民粹主义抬头，地区冲突频发，未来全球跨境投资可能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

从短期看，海外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各国隔离措施并未完全解除，各类防疫政策可能间接提升了海外投资成本。从中长期看，各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出增加、经济增速放缓将影响政府财政平衡，推升政府负债率，相应以主权债务为担保的海外投资项目将面临一定的违约风险，这将严重影响投资方的投资意愿。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医疗保障体系造成极大冲击，暴露出诸多社会问题，长远看将导致政府稳定性下降，加速政权更迭，从而影响跨境投资政策的连续性。

（二）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新动向

受疫情及国际格局变迁影响，政治风险呈现以下新动向。这可能引发目标国政局动荡和投资政策变更，严重者可能造成大范围的经贸冲突，从而对全球投资信心造成影响。

1.大国间战略博弈可能继续升级

中美、俄美、美欧关系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仍将延续当前状态，未来中美、俄美之间的博弈可能将有所升级，美欧关系将难以“修复如初”。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中印关系受边界对峙影响较大。印度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失控，为转移国内矛盾，莫迪政府选择对华强硬政策，在边界频频制造事端。中印经过十一轮军长级会晤，边界对峙紧张局势有所降温，但距离完全解决该问题仍较遥远。

2.地区冲突与战争呈现新态势

在大国竞争时代，由于核威慑的存在，大国之间的常规战争基本可以避免，非常规战争为国际社会中主要的冲突表现形态。第一，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灰色地带”及大国之外边缘地区成为大国角逐的重心，这也将大幅增加非常规战争的频率。第二，地缘政治博弈升级，代理人战争成为大国实现政治目的不可缺少的政策手段。从阿富汗到伊拉克、从叙利亚到乌克兰、从利比亚到也门，代理人战争已经成为重要的大国博弈工具。

3.国际军控体系面临严峻挑战

近些年，美国接连退出《中导条约》及《开放天空条约》，仅有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成为美俄之间唯一的军控条约。美国单边行为正在逐步摧毁战后建立起来的军控体系，破坏地区间军事互信，严重影响全球政治稳定性。未来国际军控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核扩散问题将日益突出，大国间新一轮军备竞赛可能开启。

4.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加剧

从全球范围看，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其仍将是2021年影响国际安全的最突出挑战。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病毒免疫研究中心估算，全球疫苗需求约为100亿剂，中短期内疫苗产能有限，缺口较大，而且分配不均。此外，气候变暖、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网络黑客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三、中国企业全球各区域投资前景分析

对于亚洲而言，机遇与挑战共存。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地缘博弈日趋加剧以及国际合作前景尚不明朗等因素影响，亚洲国家商业信心、投资模式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贸易和投资成本上升，经济活动总体上有所放缓。不过，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及RCEP协议的签署都将有助于稳定我国在亚洲地区的投资，从长远来看，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

对于非洲而言，中非合作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和国际环境复杂的情况下，中非关系与合作凸显其重要性。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和金融风险以及持续的贸易紧张加剧了该不确定性风险。目前，多数非洲国家公开表态支持、肯定中国的成绩，支持中国发挥抗疫的积极作用。但也要特别关注一些国家对华政策和态度的微妙变化，企业应提前加大风险防范力度。

对于欧洲而言，中欧合作前景广阔，但应注意投资政策新变化。在中美贸易摩擦大背景下，中国与欧洲在投资和贸易领域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欧盟替代了少量美国产业链，双边投资额及贸易额企稳回升，其中，高端制造业、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成为新的合作增长点。不过欧盟国家出现保护主义抬头趋势，加强了对外国投资者的安全审查，通过扩大审查范围、降低审查门槛等方式收紧投资政策，阻止涉及关键基础设施、技术、原材料和敏感信息的外资收购。

对于北美而言，中国投资前景较为暗淡。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政府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不仅加大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并购审查力度，还不断扩大审查范围，客观上限制了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规模。同时，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先后将三百多家中国机构和个人列入“实体清单”，这一系列举措，导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环境产生疑虑，赴美投资并购处于低迷状态。近年来，加拿大在国家安全审查的立法方面并不十分严格且变化较小，不过从投资案例来看，加拿大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外来投资的频次远高于其他国家。

对于大洋洲而言，中国投资前景不容乐观，但有改善空间。中国与大洋洲国家在天然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双边产业合作大于竞争，具有较大合作潜力。受新冠肺炎疫情、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中国企业赴大洋洲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多。从实践看，澳大利亚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中资企业并购案，加强对所谓敏感领域投资的审查。

对于拉丁美洲而言，中拉合作空间较大，但应注重风险防范。中国与拉美虽然相距遥远，但产业结构互补性较强，合作空间较大，当前，拉美已经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不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拉美经济持续低迷，债务压力较大，社会矛盾凸显，而且巴西极右翼总统博索纳罗和阿根廷左翼总统费尔南德斯政治分歧较大，不仅影响南美政治经济走向，还为地区和平带来不确定性。

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投资前景明朗，但应防范相关风险。由于地缘、宗教、文化、政治、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南亚国家间由于领土争端、宗教冲突等问题而矛盾重重，而且其国内派系斗争较为激烈、恐怖主义泛滥，政局稳定性不足。东南亚地区局势平稳，疫情控制较好，经济恢复较快，但该地区面临政治、经济转型压力较大，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中亚地区政治和经济基本保持稳定，地缘博弈对其影响较小，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成为其主要威胁。西亚地区是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局势动荡，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未来发展趋势尚不明朗。上述问题都将给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投资发展带来一定影响。

四、结论及相关建议

整体来看，未来全球政治风险可能有所上升，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海外投资将受到不利影响。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WTO等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冲击，各国海外投资政策可能收紧，同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加速变革，美国对全球化和参与经济治理的态度发生改变，围绕“美国优先”，频繁“退群”，这都将打击企业海外投资积极性。

为应对上述政治风险，建议我国企业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投资前充分考虑我国与东道国的关系、双边合作领域、东道国的政治主张、对外资态度等相关情况，尽力处理好与东道国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关系，如遇到问题，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和我国经商参赞处沟通，并积极协调项目各方；

二是及时了解东道国政府政策变动趋势，并做好相应准备，提前对人员、项目等做好妥当安排；

三是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和社会规范，并积极响应环保倡议。中国企业除了注重经济效益之外，还应当重视与当地政府以及民众建立友好的互惠互利关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保护环境，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实现与当地文化的和谐相处，增强当地社会对企业的认同感；

四是合理测算项目收益，在情景模拟和压力测试时，应考虑政治风险因素，为项目留出利润空间，并尽可能购买海外投资保险，将风险转移至保险机构，力图将政治风险影响降到最低。

注释：

非常规战争是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武装力量之间持续的暴力斗争。

代理人战争是两个国家不直接参加的战争，两个对立的力量利用外部冲突以某种方式打击另一方的利益或是领地。通常包含国家打击对立国家的盟友和帮助自己的盟友打击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