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开行计划带头收购煤电项目，背后的原因竟是…

2020年，在世界狂欢可再生能源全球投资、装机破纪录以及各国纷纷抛出野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的背后，我们观察到一个不争的事实——伴随经济复苏而来的，还有煤电的回归。2020年，全球电力需求降约1%后，2021年开始大幅反弹。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全球电力需求预计将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别增长约5%和 4%，其中主要增长将发生在亚太地区[1]。可再生能源虽增速可观，但速度仍慢于快速反弹的用电需求。

全球电力变化：按能源类型分类

数据来源：国际能源署《全球电力市场报告-2021年7月》

制图：能源像素

煤炭作为电力来源，在之前几年增长趋势放缓，并已在2019年出现下降。2021年，电力需求带动了油价和气价上涨，使得价格相对低廉的煤电受到更多青睐；煤电商增加产电量的同时，又带动了煤价上涨——这一趋势近来没有减弱。本月初，印尼能源和矿产部发布的一份官方文件显示，随着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需求增长，印尼8月份将煤炭基准价格设定为130.99美元/吨，比7月高出13.6%——这是至少自2010年4月以来的最高价格[2]。煤炭的强势回归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全球“煤炭达峰”（coal peak），可能还未到来。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满足用电需求和保证经济发展依然为目前的首要优先事项。在电力缺口大时，部分国家会习惯性依赖传统能源来填补空缺。面对快速且紧急的用电需求反弹，一些亚洲国家一定程度上收紧了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野心，并更新了电力系统发展目标或规划。

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削减“30/30”可再生能源目标[3]

近日，孟加拉国削减了其“2030年实现30%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标，理由是该国缺乏实现此目标所需的土地和风力资源。8月4日，一位孟加拉国能源部官员表示，此前的目标不切实际，目前政府已经正式修改了目标，最新计划是分别在2030年和2050年前分别实现15%和 40%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目标，并表示对实现此目标充满信心。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计划将煤炭充分利用至2050年[4]

七月末，在印度尼西亚政府提交给联合国的一份156页包含其最新2030年气候计划和长期战略的文件中，列出了三种印尼发展路径。其中，在最有野心的“符合巴黎协定目标”的情景中，尽管印尼计划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占比将于2050年增长到43%，但是作为一次能源的煤炭数量也将继续增长到至少2050年，届时将占比38%。根据计划，“符合巴黎协定的低碳情景”中，76%的燃煤电厂将匹配碳捕获技术配套设备，使它们实现“零排放”。然而，专家对该技术是否能够在保证成本效益的情况下捕获燃煤电厂的所有排放，持保留态度。

巴基斯坦｜电力规划中降低对可再生能源的雄心[5]

今年5月初巴基斯坦发布的《2021-2030综合发电能力发展计划》中，大幅降低了太阳能和风能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在三种不同的需求增速下，可再生能源（风力、太阳能和蔗渣发电）计划占比——最高为18.2%，最低仅有8.6%，与2020年4月发布的电力计划以及巴基斯坦总理Imran Khan在2020年底全球气候雄心峰会上承诺的30%目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对于能源和电力投资者来说，近来东南亚国家一系列“回归煤炭”的举动是否代表着新一轮煤炭投资契机的出现？并不能下此定论。从国家的能源和电力的发展来看，国家目标和规划的频繁变动和调整是危险的，这不仅将为本国能源安全稳定发展带来挑战，也加剧了投资环境的不稳定性；从金融风险来看，投资体量大、融资和规划周期长的化石能源项目，在开发期、建设期和运营期将都要面临更多和更大的经济损失风险；从国家低碳转型进程来看，这不仅意味着该国仍将在延续依靠煤电的惯性发展思路，同时这也将阻碍电力行业以及全国的深度脱碳进程。

对投资者来说，在研究一个投资目标国的能源和电力政策环境时，不仅要看最终呈现出来的目标、规划和相关政策，也要充分挖掘和了解背后的各个利益集团和多方力量博弈等以建立更加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以孟加拉国为例，尽管前文提到该国近日削减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但这一做法引发了其他诸多利益相关方的不满：近日，孟加拉国的最高法院就对其国家的能源规划做出表态：以孟加拉国为例，尽管前文提到该国近日削减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但这一做法引发了其他诸多利益相关方的不满：近日，孟加拉国的最高法院就对其国家的能源规划做出表态——

孟加拉国｜孟加拉国高等法院要求政府认真对待可再生能源[6]

此前，孟加拉国环境律师协会 (BELA) 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求高等法院下令保护该国湿地和脆弱野生动物栖息地。近日，孟加拉国高等法院回应了情愿，要求达卡（Dhaka，孟加拉国首都）的决策者制定一项100%清洁能源计划。法院援引了德国在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的经验，并敦促达卡制定可再生能源法，并成立可再生能源部和可再生能源委员会，以加快发展清洁电力。

其次，从市场角度看，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越发具有竞争力，甚至低于煤电。一些国家对于煤电的依赖主要出于，发展煤电的思维惯性、依托本国丰富的煤炭资源以及电网的老旧和灵活性缺乏而不足以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等原因，然而，从全球气候行动进程以及各国电力系统升级的步伐的全局来看，成本和技术优势正在加速在发展中国家的电力前景中体现。以可再生能源和电力市场较为成熟的欧洲为例：

欧洲｜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低至化石能源一半[7]

能源与电力智库Ember的最新报告显示，随着疫情防控限制的解除，各国的总体电力需求增加，但由于煤炭等燃料成本的上涨，目前欧洲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现在是化石燃料价格的一半。报告强调，在欧洲主要经济体中，风力和太阳能发电项目的生产成本远低于化石燃料发电机的生产成本。例如，在西班牙，天然气和煤电厂的发电成本是风能的3倍，是太阳能的2倍。

此外，在推动发展中国家低碳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来自主要经济体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投资及多边机构的行动是决定发展中国家的低碳转型及实现气候目标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主要参与形式包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用用于低碳发展和绿色转型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及停止为高污染化石能源项目提供支持。

亚洲｜随着气候压力的增加，亚洲煤炭项目面临融资减少[8]

越南和孟加拉国等国的新煤炭项目的大部分资金支持来自中、日、韩三国。但近几个月来，日本和韩国的大多数主要金融机构以及中国的工商银行都表示，随着海外煤炭项目投资的经济和信用风险的增加，他们计划停止或减缓境外相关化石能源项目的资金流动。中国环境部和商务部在7月中旬联合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9]也明确提出银行应在项目评估中纳入气候因素，例如减少碳排放等。

除了以上两种形式帮助亚洲国家主动和被动退煤行动之外，近日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在筹划一种新策略，旨在为亚洲退煤装上“快进键”。

金融机构｜亚开行和金融机构拟借助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迅速关闭煤电厂[10]

知情人士表示，亚洲开发银行正在牵头推动一个新提案，联合包括英国保诚集团（British insurer Prudential）、银行花旗（Citi）、汇丰银行（HSBC）和贝莱德集团（BlackRock Real Assets）在内的金融公司一起，制定一项旨在加快关闭亚洲燃煤电厂的计划。基本原则看起来相对简单：建立公私合作关系，在10个亚洲中、低收入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越南、巴基斯坦和菲律宾）购买燃煤电厂，在确保员工找到新工作或者顺利办理退休，以及东道国转向依靠可在能源满足用电需求的前提下，在10-15年内将这些煤电厂关闭——远快于其正常的30年运营年限。

关于具体的实现方法，其中一个想法是，让东道国政府和开发银行提供没有直接财务回报的“优惠”股权，按照市场利率，以“绿色转型”债券的名义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并利用发电厂未来10~15年的收入偿还投资者。目前，该计划仍处于初期规划阶段，计划在今年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COP26大会上提出具体模型。然而亚投行在今年五月公开的能源政策草案中明确将排除煤炭，此次收购燃煤电厂计划背后的原因和潜在风险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综合以上，在全球能源发展加速方向调转的大势下，面对东道国变化多端的能源政策和市场走向，能源投资者需要树立系统性的全局观，结合该国电力发展具体情况和需求，进行全面的投资判断，以在有效规避风险的情况下，最大化投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