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中国海外能源足迹

一份新的政策简报揭示了中国海外煤电和可再生能源投资领域正在发生的变化。

中国目前拥有世界近一半的煤电装机。但随着中国提出在2030年前实现国内碳达峰，并在2060年前实现国内碳中和，其继续参与的海外煤电项目越来越吸引全球利益相关者的关注。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承诺严格控制国内煤电发展，并承诺将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环境标准。4月，中国和美国还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投融资，向低碳能源转型。

在11月的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谈判举行之前，最近的二十国集团（G20）能源与气候联合部长会进一步提升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笔者和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凯文·P·盖勒格（Kevin P. Gallagher）共同撰写的一份新政策简报解读了中国巨大的海外能源足迹。这项研究整理了“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CGP）和“全球煤炭公共财政追踪 ”（GCPFT）的数据，发现2013年至2019年年中，在运、在建或规划中的煤电装机中，有中国资金参与的占13%。换句话说，中国以外地区燃煤电厂获得的公共和私人部门资金中，有87%来自非中国机构。

一个积极的趋势是，过去五年，中国增加了对海外可再生能源的融资，但就目前来说，这一转型还不足以减缓全球升温的加速。

中国海外煤电投资知多少？

曾经有不少研究尝试估算中国参与的海外煤电项目开发规模，但都不够全面。波士顿大学的最新研究综合了CGP和GCPFT的相关部分，从而估算了2013年至2019年年中，中国投融资参与的境外煤电总装机；以及中国以外地区新增煤电总装机容量中，中国资本参与的煤电装机所占的份额。中国的实际总投资可能比这一估算低，因为在目前的估算方法中，只要中国机构提供了贷款或投资，无论其在该项目中所占的投资比例如何，项目的全部装机容量都会被计入中国名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的投融资份额都低于100%。

一个能源项目的海外融资可以是来自外国直接投资（FDI）、企业和基金投资者的组合投资，或者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的债务融资（公共财政）。外国直接投资和政策性银行融资占中国海外电力行业投融资的大部分。

在本研究所涵盖的时间段内，中国总共参与了68.8吉瓦海外煤电装机的投融资，占同期在运、在建或规划煤电总产能的13%。

一些处于规划阶段的大型煤电项目最近被搁置或推迟，如巴基斯坦的拉希姆亚尔汗发电厂（1.3吉瓦）和埃及的哈马拉维因发电厂（6.6吉瓦）。新冠疫情可能会继续给一些计划中的项目带来干扰。

研究发现，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这两家政策性银行，中国成为海外煤电厂最大的公共财政融资国。2013年至2018年间达到融资关闭的全球公共部门跨境煤电融资中，中国占40%，紧随其后的是日本（39%）和韩国（12.7%）。

相比之下，中国国有和私营的商业机构（不包括上述中国公共部门融资）支持的海外煤电装机是公共财政融资的一半。这些项目大多仍处于建设或规划阶段。

数据显示，中国在海外煤电开发中的资金参与的确很大，尤其是公共财政的融资支持上。但这个规模并非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占绝对主导地位。考虑到世界迫切需要减缓气候变化，下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利用中国融资推动全球低碳转型。

中国摆脱海外煤电的速度有多快？

中国海外能源投融资在过去十年中发生了明显变化。

2000年至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开发性金融支持的海外电力装机中，投入运营的有106.2吉瓦；其中，38.5%为燃煤发电，38.8%为非化石能源发电，包括水力、太阳能、风能、地热、核能和生物质。如下图所示，全球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中国在发电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开发性金融开始大幅增长。2010年至2014年，化石燃料发电占主导地位，并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保持在较高水平。

可再生能源发电融资在最近五年开始加速，2015年至2019年年中增长了四倍多，占中国投融资参与的海外发电装机的51%（见上图）。

到2019年，水电占中国海外非化石能源发电融资总量的70%。然而，水电项目的气候和环境影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一些淹没自然碳汇的水电项目可能比同等装机规模的化石燃料电厂造成更大的碳排放。

中国资助的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也在稳步增长，但在2015年至2019年间，仅占中国以外地区非水可再生能源装机增量的4%。

相比之下，尽管近年来中国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有所增长，但数据也显示，2015年至2019年，中国融资的煤电装机在世界其他地区新增煤电装机中所占的份额攀升至16%的新高度。

海外电力投资与《巴黎协定》目标

中国的投融资对于满足中低收入国家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些国家占世界人口的40%，但它们只获得了世界能源投资的一小部分。2000年至2018年，中国海外发电投资有43%流向了这些国家。然而，为了实现《巴黎协定》的气候目标，这些投资需要更多地转向可再生能源。

目前，中国资金参与的海外化石燃料电厂每年产生约3.14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约占中国以外全球电力行业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的3.5%。到2030年，如果所有在建或规划中的项目都能投产，且没有运营中的电厂退役，那么获得此类融资的煤电厂每年将向大气排放5.25亿吨二氧化碳。这个数量，相当于巴黎协定要求世界在2030年前在2018年基础上每年减排总量的近10%。

从现在开始，任何新的煤电投资都可能破坏全球将升温幅度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的努力，并有可能随着东道国加大气候行动力度而成为搁浅资产。

积极的趋势

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积极的趋势。自2017年以来，过去对于海外煤电装机提供了主要支持的两家中国政策性银行一直在减少海外煤电融资，并增加输配电领域的贷款，这是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的关键。然而，与许多制定了内部气候政策并限制化石燃料融资的西方主导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不同，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尚未在银行层面建立此类规则，也没有明确限制海外化石能源融资。

虽然2020年全球能源需求因新冠肺炎疫情而下降，但全球能源转型投资实际上反而有所增加。电力行业可以成为推动世界走上可持续复苏道路的重要力量。

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下，对于中国的银行和电力部门投资者来说，与多边和东道国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合作或许可以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更好的政策协调和风险管理。这种合作框架可能有助于进一步扩大世界各地对电力部门的投资。中国作为G20成员，还可以利用这类平台，参与集体行动，推进各国在扩大国际气候融资、信息披露和政策协调等气候方面的努力。

中国的银行可以引入气候目标、排放标准或内部碳价，并最终与全球最佳实践的环境标准接轨，以逐步退出煤电项目融资。更清洁的能源基础设施系统还要求在电网连接、智能电力系统运行和分布式能源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大投入。支持这些部门创新和投资的政策，以及国内能源部门的健康转型，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也至关重要。

正如数据所示，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在全世界范围内快速淘汰煤炭融资，并促进世界能源和经济转型，中国有机会在如今这一绝对关键的时期成为国际气候行动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