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所诞生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创举，既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有机结合，也是考验和调整世界“三观”——中国观、世界观、历史观的重要契机。对外经济合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盱衡全球,放眼世界，境外产业园区是中国特色产业合作的成功模式，已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集聚平台和对外投资的重要名片，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深化产业投资合作，实现“产业联通”的重要抓手。

2013年，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印度尼西亚国会首次提出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两者共同组成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这一伟大构想旨在巩固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基础，发挥中国经济发展先锋的作用，促进沿路各国的经济共同发展。“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也是世界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境外产业园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进行经贸往来的平台，是国际经济交往中最具有潜力的一环。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以国内企业为主体，通过谈判的方式与东道国政府签订协议，在协议限定的区域内投资并建设成的产业链完整、集中度高、公共服务功能健全、管理模式便捷高效的产业园区[。亚投行的设立则是在丝路经济带内，为各国实现充分交流与合作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境外产业园区是一个复杂的公共产品，需要建构的是一整套全新的顶层模式与顶层开发体系，而绝对不是一个商业模式、盈利模式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就是参与各方的共同发展、合作发展、平等发展，对于联合国SDG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落实的路径，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通过平等协商，已经同124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172个合作协议。到2019年2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达到1.4万列，通达欧洲15个国家，50个城市。“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属于世界，源于历史，属于未来。产业园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经验，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进程中，以PPC开发模式的境外产业园区贡献着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经验。

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资控股企业，通过在境外设立中资控股的独立法人机构，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完备、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健全、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的产业园区。我国正处于转方式、优结构、换动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关口期，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是这个阶段的最主要经济特征。然而，长期以投资拉动所积累的经济风险并未因发展阶段变化而得到彻底的清除，产业总供给和市场总需求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冲突仍未缓解。因此，在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以需求侧手段快速去库存，以供给侧手段形成经济新动能，实现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将是经济新时代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

“一带一路”区域人口高达 44 亿、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 30%，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极具优势，通过建设境外产业园区，加速富余优势产能向外转移，拉动产品对外出口，可以缓解因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带来的产能过剩。比如，2014 年浙江省仅六个境外工业园区就拉动出口达 11.07 亿美元；另一方面，“走出去”的我国企业可以更好地面向全球优化配置资源，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劳动力等要素的供给约束，为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创造空间。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境外产业园区共182个，其中农业产业园区54个，轻工业园区31个，重工业园区21个，高新技术园区13个，物流合作园区11个，综合产业园区52个。园区在各大洲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园区集中分布在亚洲、欧洲和非洲这三个大洲，并且农业产业园区在欧洲分布最多，高达28个；轻工业在亚洲分布最多，高达14个；重工业园区在亚洲最多，共计12个；高新技术园区分布在欧洲最多，共计7个；综合产业园区在亚洲最多，高达28个。由此可知，欧洲的农业发展迅速，且为集农业生产、科技、生态、观光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园；亚洲的第二产业依旧盛行，且日益形成以某类产业为概念，以公寓、酒店、办公、会展等服务元素为配套形成规模化的城市综合建筑群。产业园区大部分建设在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其中新兴经济体最多，高达81个，反映出园区的建设也促进了这类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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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洲中国境外园区类型统计图

“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核心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我国一直致力于对接促进各国、各地区的产业合作，促进各国、各地区产业规划的相互融通，培育新业态，进一步激发“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活力。比如，我国正式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了经贸合作协定，标志着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国经贸合作从项目带动进入制度引领的新阶段，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在重大项目方面，各项合作正扎实推进。譬如，“一带一路”倡议经贸合作下的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也都陆续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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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外产业园区分布图

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全面实施，我国的产业园区也在不断加快往外走的步伐。毫无疑问，对于国家而言，发展海外产业园区，不仅能够促进与海外当地的经济与技术交流，而且还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意图，充分发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届时，一旦产业园区发展成熟，则更能促进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而对于国内企业而言，也可以快速达成贸易协作，以同国外企业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自2008年初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同意推进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意见的批复》，全而推进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以“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化运作”为原则，摸索和实践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模式。当前，境外产业园区发展已初具规模，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境外产业园区建设创新了对外投资合作新方式，探索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模式。

产业园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经验，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伴随着我国“走出去”步伐加快.国内工业园区经验开始向全球复制，影响力和作用不断增强。我国国内开发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及境外合作区建设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合作区建设愈加受到相关国家重视，境外产业园区促进了与所在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深入合作，密切双方联系，得到东道国政府和社会民众的认同，成为我国发展模式、管理理念、文化和价值理念等软实力输出的重要渠道和“走出去”的重要名片。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在通过园区发展吸引外资、促进产业发展、推动科技进步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园区发展的成就，既得到了我国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提升的印证，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在我国的国际交往中，特别是在高层领导互访和重大国际会议中，“ 中国园区模式”经常被提及。近年来，一些国家还派员到我国学习园区建设经验，或邀请国内专家对本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开展园区建设的相关培训。产业园区已经成为展示和推广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重要窗口。

通过推动国内开发区异地建园，或者帮助沿线国家新建园区，既能有效推介“ 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也是相关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契机。通过境外产业园区建设，可以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流动，推动资源要素跨国高效配置，实现多国市场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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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外产业园区与项目国加入亚投行时间相关性分析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境外产业园区建设与项目国加入亚投行时间存在相关性，排除数据缺失的7个园区，总计有效数为175个。统计在亚投行成立后，境外产业园区所在国家的个数，与既加入亚投行且有中国建设的产业园区的国家个数。从2014年开始，中国已在44个国家建立了产业园区，其中有12个国家加入亚投行，占该年园区国家总数的27.27%；2015年，中国在46个国家建立了产业园区，其中有26个国家加入了亚投行，个数明显增加，占总数的56.52%；2016年，中国在50个国家建立了产业园区，其中有29个国家加入了亚投行，占总数的58%；2017年，中国在51个国家建立了中国产业园区，其中有36个国家加入了亚投行，占总数的70.59%；2018年，中国在52个国家建立了产业园区，其中有40个国家加入了亚投行，占总数的76.92%。随着亚投行组织成立并不断壮大，产业园区建设的国家数量也在逐年增加，说明两者存在正相关性，亚投行国家助力了“一带一路”园区建设。再统计出境外园区变化情况：从2014年到2018年，园区数量依次为110个、127个、153个、166个和175个，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尤其是在亚投行成立后增长速度加快，说明中国在其他国家建设产业园区的同时推动了该国加入亚投行。综上分析，可知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以"丝路驿站"为代表的产业园区相继成为支持经济、贸易互联互通和产业发展的大平台，尤其是招商局主导的"前港-中区-后城"这种园区开发模式复制过来，打造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港口、物流、金融和园区生态圈，成为"一带一路"上商业贸易的交流和互联互通建设的一张"新名片"。

世界三大湾区都拥有极具代表性的主导产业，由此来带动相关联的产业集群，如纽约是“金融湾区”、旧金山是“科技湾区”、东京湾是“产业湾区”。在重大项目方面，各项合作正扎实推进。譬如，“一带一路”倡议经贸合作下的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也都陆续建成，这些项目都有着招商局雁行出海的参与。PPC（port-park-city）即“前港—中区—后城”，是从蛇口工业区摸索出的依托湾区经济形态下的一种园区开发模式，指由一个企业独立地开发、建设、经营、管理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它的核心在于港口先行、产业园区跟进、配套城市功能开发，进而实现区域联动发展。“PPC模式”具有强大的平台功能，它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中国产业国际合作的发展提供了平台。“PPC模式”需要有产业聚集能力、招商能力的投资者。

这种生态圈式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以一套以市场化方案来实现城市和园区运营的空间发展模式，实现港、产、城联动，将政府、企业和各类资源协同起来，成为城市或区域转型升级的战略安排。我国企业在46个国家在建初具规模的113家合作区累计投资366.3亿美元，入区企业4663家，上缴东道国税费30.8亿美元。其中，在2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建的82家合作区累计投资304.5亿美元，入区企业4098家，上缴东道国税费21.9亿美元；通过确认考核的20家合作区累计投资201.3亿美元，入区企业873家，上缴东道国税费21.2亿美元。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与产能合作建设的关键领域，也是交叉环节。从世界版图看，全球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海岸带地区。PPC商业模式以港口为龙头和切入点，以临港的产业园区作为重要载体，打造国际产能合作平台。PPC开发模式的核心是港口，港口的对区域的经济贡献体现在多个层面，具有复杂性、间接性等特点，其贡献水平受港口自身发展特点、城市产业经济发展特点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价值链重构路径主要包括价值链集成、价值链联结、价值链聚合三个依次递进的步骤,始于内部企业价值链的集成,经由内部企业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联结,终于不同维度产业价值链的聚合。这一研究发现拓展了价值链重构的传统利润最大化思路,补充了Porter的三种CSV价值链重构路径,揭示了CSV对价值链重构的独特作用。本研究有助于企业基于CSV开启新一轮价值链重构和商业创新,在更高层级和更高维度思考和探寻企业竞争优势。

自Porter提出价值链概念以来，价值链重构一直是理论界和实业界的热点议题，CSV理论是Porter最新提出并被广泛认可的新战略范式，为价值链重构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情境。招商局主要通过建立支点、构建内核、内部嫁接等思路对集团内部的价值链进行了重构。所谓建立支点，就是在PPC商业开发模式中，选择了内部价值链的“港口”这一内核，集团围绕港口业务“构建内核”，搭建内部价值链不同接点的聚合平台，为内部的公路、航运、物流板块在中区平台（围绕港口建立的产业园区）上进行聚拢，提供价值链的重构载体。

“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招商局着眼欧亚大舞台、世界大棋局的重大谋篇布局。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团结沿线国家，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建立起以欧亚大陆为核心的互联互通网络、基础设施平台，可提升招商局在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赢得主动。招商局在吉布提、斯里兰卡项目规模很大，仅仅依靠招商局自身产业是不够的，需要有更多的企业参与到这个平台之中，而招商局也有这种招商能力。所以，到海外复制“PPC模式”，需要企业具备品牌影响力、业界号召力以及一定的掌控能力，招商局恰好具有这些方面的优势与经验。

共同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有利于释放联动效应与外溢效应。“一带一路”建设充分激发了东南亚、西亚、中亚、中东欧等不同区域的体量优势、资源禀赋优势、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协同优势，全面促进区域内贸易创造。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65国）全球贸易参与程度稳步提升，从贸易方式看，中间品贸易成为“一带一路”区域贸易的主要形式，“一带一路”中间品贸易占区域内贸易的61.0%。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比较，“一带一路”内部贸易在全球总贸易中的占比提升明显，其体量已相当于欧盟内部贸易的65%。“一带一路”成为了仅次于欧盟的全球第二大贸易板块，贸易红利进一步显现。这其中，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及其“中国市场”的角色将成为引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

中国积极推动与有关国家的自贸区协定，形成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以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蓬勃发展。六年来，中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涵盖了38%的对外贸易额。2018年，中国签署了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结束了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协定谈判，启动了中国-巴拿马、中国-巴勒斯坦自贸协定谈判和中国-秘鲁自贸协定升级谈判。自贸伙伴遍及亚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加速推动各国共同开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目前，中国正在与27个国家进行12个自贸协定谈判或者升级谈判，“一带一路”建设正加快向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产能合作以及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推动了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家能够以此逐步建立自己的制造业基础，促进贸易产品升级，从而避免一些国家靠单一资源出口而陷入低收入陷阱，改变一直以来仅是作为世界贸易发展的过道而沦为经济凹陷地区的局面。例如，中国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根据合作内在需要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主要以中国具有优势的先进装备制造业为主，在核电、铁路、通信、智能电网等领域加大合作力度，这与发达国家把低端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做法有着本质不同，可以让更多后发国家利用全球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合作的契机实现“跨越式”发展。由此可见，“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与产业合作超越了国际体系中传统的“中心—外围”格局，改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传统的垂直分工模式，势必对全球价值链和产业体系重构，以及国际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对招商局集团而言，价值链重构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内部嫁接指集团在为内部价值链重构“构建内核”后，集团利用港口作为交通枢纽所带来的物流、人流、信息流，提升内部价值链关键节点质量为契机，推进集团内部内部不同业务板块以“港口”为支点，向“中区平台”——这一价值链重构载体进行聚集，最终实现集团内部价值链的嫁接和优势叠加。

通过内部的价值链重构，实现了招商局集团不同板块之间的雁形结构和业务闭合，即内部价值链各板块以雁形结构抱团出海，集团内部价值链的不同接点实现了有机接合、清晰定位、侧重分明，优势正向叠加，形成完整闭合，从而产生1+1大于2的效果。

招商局通过价值链导入、共享等价值链重构手段，实现企业内部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接，通过与东道国的合作，把招商局的价值导入行动（价值导入），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组建丝路银行、丝路驿站，分设资产公司和运营公司，实现了集团与东道国政府、企业和居民的价值链共享。

招商局通过价值链导入、共享等价值链重构等价值链重构行为，实现企业内部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接，综合东道国实际需求及各个拥有的优势，实现了产业赋能，在“一带一路”沿线关键节点国家，形成了集贸易往来、商品集散、金融服务、资源配置为一体的产业发展综合体，与东道国共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联结闭环。

在完成价值链联结后，招商局集团在全球范围和更高维度上，形成了价值链的重构——不同维度价值链的聚合，“集聚整合创新者”是招商局实施价值链聚合重构行为的动因，在这种动因下，集团推动了不同维度，不同业务板块的价值链重新组合，加快外部资源集成和内部资源深度融合，提高了资源集聚水平和配置效率。

在价值链聚合中，集团从横向、纵向、虚实各个不同维度进行了价值链重构，将不同的利益主体聚合于集团内部的价值链中，在纵向方面，集团围绕“前港—中区—后城”打造港口或产业集聚区，带动综合交通、港口开发、园区开发、物流、地产、金融等业务板块以雁形结构次第出海。同时，集团推进了PPC商业模式的平台功能，和企业“走出去”进行衔接，将以港口为核心的PPC模式园区，成为“走出去”企业重要聚集地和平台，从而推进了领头雁企业的上下游集聚发展、园区化经营方式，带动国内产能过剩的产业，抱团出海，集群式发展，共建、共享“PPC”模式园区。

在横向方面，招商局注意已形成的价值链与其相关的产业，形成价值链的横向关联，通过创新价值链的关联，筹建了丝路驿站、丝路银行，为园区内的企业，提供资本服务，从而在产业链、贸易链和创新链之间，建立走横向关联。通过一系列价值链的重构工作，集团使横向、纵向、虚实等不同板块、不同维度的产业链、资金链、贸易链、创新链，以“价值链聚合”为中心，融合了内部的资本与产业，形成了类似莱茵模式的企业、产业及金融共生、共荣的伙伴关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商业生态圈，与东道国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以来，以“丝路驿站”为代表的产业园区相继成为支持经济、贸易互联互通和产业发展的大平台，其在建设中成功将“前港—中区—后城”这种园区开发模式复制过来，打造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港口、物流、金融和园区生态圈，成为“一带一路”上商业贸易的交流和互联互通建设的一张“新名片”。

PPC作为一个境外合作园区模式，不再只是单一或单方面向国外输出产能或技术，而是集成复合优势，从前期建设、园区开发，到后期运营管理服务整体打包输出。通过注重与当地的共享融合，共享平台基础设施、专业管理服务、创新资源，打造与东道国的“利益共同体”。

本文梳理、探讨了10个以招商局PPC模式开发的海外产业园案例，它们分别是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美国的尔湾产业新城、吉布提的中非自贸区、埃及的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泰国的中泰罗勇工业园、缅甸的皎漂港、马来西亚的马中关丹产业园、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经济特区、越南的龙江工业园、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口城。

以PPC模式为核心的共建园区，强调的是代表交通功能的节点与代表城市功能的场所的共同发展，吉布提和科伦坡码头具有天然的交通优势，中白工业园也是借助其经济地理位置，建设物流园区来提升其节点质量，通过这些交通枢纽，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可见，在PPC模式中交通枢纽节点是重要起点，交通可达性的提高带来的人、物、信息流通，将进一步辐射带动交通枢纽周边区域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推动“丝路驿站”产业综合体的发展。这种以节点带动场所发展的PPC模式，需要深入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地理优势、因地制宜，以提升节点质量为契机，相辅相成完善周边区域，营造产业发展生态圈，推动产业综合体的有序发展。

在吉布提、白俄罗斯等地，招商局在投资谈判中，都要求当地政府形成针对项目的法律框架，以法律形式保证投资者的各种待遇。当前，有不少风险评级机构，无论是实业投资还是金融投资，按照其国别风险指引开展业务确实可规避一些风险。但这些海外国别风险指引并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而且判断标准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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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从全球融合的高度提出的倡议，既然是国家倡议，就需要国家推动。特别是在倡议落地的初期，更需要国家的引导。倡议提出三年多来，各方面工作成果显著，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积极响应。这些地区和国家涉及40多亿人口，GDP达到23万亿美元。这是任何一个组织和企业都没有办法实现的。

但“一带一路”仅有国家主导是不够的，还需有市场主体的广泛参与，需要国企、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广泛参与。这也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市场主体的参与需要有市场化的运作，使各方利益都能得到保证。如果完全出于国家号召，没有市场效益和投资者利益，肯定是行不通的;但由于“一带一路”里面有很多是长期投资项目，前期回报比较低，如果没有政府的资源投入、优惠贷款和其他外汇支持，投资者的利益就无从说起。

逆全球化潮流涌动、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兴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以发展为导向，将国际社会重新引入到关注发展、共谋发展的轨道，向世界阐明“发展是硬道理也是解决全球问题的根本出路”的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着力推动贸易投资的便利化自由化，6年来，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欠发达地区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经济增长利益。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一带一路”倡议的金融服务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亚投行、金砖银行和丝路基金联同世界银行等传统的多边金融机构共同发挥作用，逐步形成层次清晰、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倡议金融合作网络。这些，都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着新动力，也为各国发展提供着普惠平衡的新机制。

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已由单纯的资本输出转向以资本为核心带动国际产能合作，中国以境外产业园区为依托，促进技术、标准、融资等相关配套服务整体输出。透过现象看本质，海外产业园区建设在本质上是产业集群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一般企业单独投资相比，境外产业园区的优势在于进驻园区的企业可以享受到“集群效益 ”，比如基础设施和配套资源的共享、综合交易成本的降低、技术溢出的创新环境等。建立境外产业园区可以促使企业形成海外产业链优势，通过抱团式海外投资，帮助其获取与东道国政府谈判的更大优势，争取更加优惠的政策，使企业“集中、有序、理性地走出去”，进而降低国际化运营成本和风险。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建设产业园区，既有经济互补、产业互补和形成产业规模经济的意义，也有积极推动东道国的产业集群建设，加快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及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功能。

对中国企业来说，产业社区其实是产业聚集之所，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其单打独斗，不如“抱团取暖”，同时，产业园区设立了完备的法律、通关、金融等服务体系，帮助中国企业更顺利地专注在自己的优势上、融入当地经济环境，而不是遭遇“异国窘境”。

对于当地来说，这些产业园区将是一剂强心剂，为当地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推动当地的产业升级，联动提升基础设施、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招商局对PPC商业模式的创新，核心在于港口先行、产业园区业务跟进、配套城市功能开发，进而实现区域联动发展。即以港口为龙头和切入点，以临港产业园区为核心和主要载体，通过硬环境与软环境的同时打造，发展适合东道国资源禀赋的相关产业，然后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后方城市建设，推动项目在东道国的落地生根。

PPC开发模式的“中区”还为中外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一站式服务，以临港的产业园区作为重要载体，打造国际产能合作平台。通过一揽子解决方案（政策、土地、招商、物流），为国内有需求的中小企业抱团走出去，在融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招商局、东道国及合作伙伴与利益相关方的共赢发展。

招商局的这种价值链重构过程不同于传统利润最大化下的价值链重构过程，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价值链重构路径，这一商业模式的创新不仅为国内基于港口的产业新城开发提供了一个样板，还为全球范围内的区域开发提供了一个“中国方案”和“中国样本”。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园区是“中国成功经验”输出的重要载体，也是风险高、周期长、回报慢的大型投资项目，需要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足够的风险防范意识，并在实施过程中建立完整的风险防范体系。

通过梳理这10个以PPC开发模式的境外产业园区，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第一，合作进程很艰难。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走出去”的时间还比较短，对其他国家的法律、政策、经济、文化等都缺乏深入了解，与当地融合起来比较困难。

第二，工业园需要将我国经济发展经验与落地国家和地区的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相结合，需要把优秀的要素集中在特定的空间当中，这种融合也需要一个过程。

第三，中国基本上是企业主导，而且是国有企业主导，这需要动员该国方面的力量，形成走出去的合力。

第四，这些园区基本是工业园，只有斯里兰卡是一个综合体，除了临港的产业区，还有很多住宅和商业。

第五，这些产业园的规模都不大，因为土地是很大的问题，会涉及地方的很多利益，短时期难以解决。这一开发模式系统解决制约东道国产业转移的软硬件短板问题，打造推动“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产业发展综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