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碳中和时代的挑战：俄罗斯的绿色新政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瞩目的热点话题，推动碳减排和实现碳中和是多国追求的政策目标，而作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全球第四、人均排放量居世界首位的俄罗斯长期以来倾向于本能抗拒和选择性忽视。

为了顺应全球低碳趋势、应对极端气候现象、降低欧盟碳边境税冲击、争夺国际话语权以及寻求与美欧关系突破，近一年多来俄罗斯的认知和立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转变，从质疑到关注，从旁观到积极参与，推出绿色新政，设立减排目标、制定温室气体评估标准与检测体系、推动经济部门减排与转型、打造碳农场、发展绿色金融和低碳能源等，以实现碳中和目标；但受内外因素的制约，俄罗斯从观念、政策到行动的真正绿色转型注定道阻且长。

当前，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瞩目的热点话题，推动碳减排和实现碳中和是多国追求的政策目标。作为世界最大的一次能源出口国和第二大油气生产国，燃料和能源行业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支柱。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全球第四，人均排放量居世界首位，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和国际碳中和议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然而，长期以来俄罗斯各界对这一议题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存在较大的认知分歧，直到最近才出现较为明显的转变。

2021年无疑是俄罗斯推进绿色新政的关键一年，政府密集设定目标、接连出台政策，以实现碳中和。本文在简要梳理俄在气候变化、绿色发展问题上认知和立场转变的基础上，试图探讨其转变的原因、绿色新政的内容及前景。

壹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气候学家米哈伊尔·布迪科（Mikhail Budyko）就率先提出了全球变暖的新理论，设想人类活动已取代自然地质过程引起二氧化碳水平的变化，空气温度将在100年内大幅上升，最早在2050年北冰洋的冰层就会融化。他的这一理论虽一度被认为是奇谈怪论，但逐渐得到气候学家们的重视和研究，到80年代后期气候学家对人类活动造成全球变暖达成了广泛共识，而苏联在这方面则是“主要气候代言人”（leading climate voice）。

目前，国际社会对人类活动造成的碳排放对气候的影响已形成基本共识，并将实现碳中和视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必由之路。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俄罗斯不仅没有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反而自恃地大物博、能源大国，倾向于本能抗拒和选择性忽视，气候变化、绿色发展等议题始终未正式纳入俄罗斯官方和民众的视野。近一年多以来，俄罗斯各界对该问题的认知和立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转变和调整。

社会讨论：从边缘到热点。生态虽是俄罗斯人相当感兴趣的话题之一，但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度（64%）始终低于欧洲平均水平（76%）；且俄罗斯人不愿将气候变化与使用油气资源直接挂钩，普遍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准备与行动。

俄罗斯人普遍认为全球变暖于俄有利，因为那样“我们就不需要冬衣，在西伯利亚可以种植香蕉和草莓。”2018年俄罗斯民调显示，只有19%的俄罗斯人认为全球变暖将在不久的将来对人类构成威胁。近年来，由于环保抗议、生态破坏以及负责任和有意识的消费日益重要，俄罗斯民众越来越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注意到其负面后果，并开始认同人为因素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2020年，盖洛普驻俄及独联体国家咨询研究中心“РОМИР”的民意调查显示：66%的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是“现在的真正威胁”，90%的人认为气候变化是“真正的问题”，86%的人认为“俄罗斯将因气候变化而遭受损失”。此外，8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感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69%的人将其与人类活动联系起来。

这表明，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仅2020年一年，全俄民意研究中心就组织了3项与环境、气候有关的民调，这是往年未曾出现过的现象。2020年1月，列瓦达中心民调显示，俄罗斯人认为，环境恶化是21世纪对人类的最大威胁（48%），其次才是国际恐怖主义（42%）和战争（37%）。

官方立场：从质疑到关注。全球的脱碳进程显然有损能源大国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及其政治精英的实际利益，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俄罗斯官方在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碳中和方面缺乏兴趣和动力，不仅未将其作为国家议程的优先事项，更一度质疑该话题的真实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后，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开始关注气候问题。2009年，俄制定了气候政策的首部基础性文件《俄罗斯联邦气候学说》，但直到2011年才终获政府批准。

普京总统对气候问题的看法则更为保守。他长期质疑全球变暖的人为因素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前景，并低估了气候变化问题对俄的负面影响。直至2019年，他还在俄一年一度的大型记者会上称：“气候变化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无法确切说明这一过程与什么有关。”

最近一年多来，俄罗斯精英逐渐面对现实，愈加关注、紧密跟踪全球碳中和大势。从2020年10月起，普京先后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年度国情咨文、全球气候峰会、俄罗斯地理学会理事会、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和民众直播连线等多个大型场合就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碳中和等议题发表看法，驳斥“俄罗斯对解决该问题不感兴趣”是“无稽之谈”，表示“追求碳中和是一项正确的、崇高的任务”。他直言对气候变化问题“深表忧虑”，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日益严峻，可能发生不可逆后果，使地球变为金星”。

米舒斯京总理也表示，减少俄罗斯联邦的温室气体排放是重组经济以及开发能源、工业和运输新技术的重要动力。2019年，俄罗斯总统网大事记中“气候”议题仅有6项，2021年前7个月已有11项。

2021年7月，俄罗斯发布新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将“保护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及其合理利用，适应气候变化”列为八大领域国家利益之一；普京则签署了《2050年前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法》，设定减排目标。可以说，俄罗斯精英和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角色定位：从消极旁观到参与塑造。基于既有认知，俄罗斯虽一直参与国际气候谈判，但曾长期扮演“旁观者”的角色，并消极看待国际社会的减排行动。1992年，俄罗斯作为缔约国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定期参加缔约方大会的所有回合谈判。

2004年，俄在《京都议定书》因美国布什政府退出而面临流产风险的情况下，正式签署该协议，使其得以顺利实施。但由于《京都议定书》以1990年排放水平为基准，俄罗斯无需采取任何实际措施就实现了减排目标，地位相对超脱，未受到过多压力。

同时，俄罗斯在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时坚持以本国发展利益为出发点，并将参与全球气候谈判视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机遇。梅德韦杰夫总统曾就这一问题指出，全球气候问题应成为提高经济竞争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动力，新的气候协议可能成为俄与其他国家扩大科学和创新合作的真正机会；同时，有必要区别对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能与经济能力相矛盾，“不能与每个国家的优先发展事项相矛盾”。

可以看出，俄参与全球气候谈判不是为了取悦国际社会，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需要，“俄罗斯不会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量”。近年来，随着气候议题趋热和大国博弈上升，俄罗斯逐渐认识到，需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到“游戏”中。2019年9月，俄政府在签署《巴黎协定》四年后终于批准该协定生效，并正式宣布以“全方位合格参与者”的身份加入。2021年4月，普京积极响应并亲自参与拜登发起的全球线上气候峰会，表示俄真诚希望加强国际合作，寻找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法。

6月，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指出，需“竭尽所能”将气候变化危害降至最低，称“地球命运、国家发展、人民福祉和生活质量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成功与否”。当前，俄罗斯正在积极准备将于2021年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26届会议。

此次大会被视为自2015 年《巴黎协定》签署以来规模最大的环境辩论。由于俄已推出设立减排目标、制定温室气体评估标准与检测体系、推动经济部门减排与转型、打造碳农场、发展绿色金融和低碳能源等一系列措施，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可以在环境议程上提供一些东西”。

贰

客观来看，俄罗斯各界在应对气候变化及碳中和方面的认知和立场转变主要是迫于多重外界压力，转变的目的是为了顺应全球低碳趋势、应对极端气候现象、降低欧盟碳边境税冲击、争夺国际话语权以及寻求与美欧关系突破。

第一，全球能源行业持续转型，冲击俄传统能源大国地位。作为碳氢燃料生产与出口大国，俄对油气产业已经形成惯性依赖，并深知本国经济过度依赖碳氢化合物出口的脆弱性。近年来，在长期跟踪并日益关注全球能源转型主要趋势的基础上，俄认为“世界已经进入广泛使用可再生能源和替代化石燃料的第四次能源转型阶段”：

一是能源技术突破式发展。美国“页岩革命”深刻改变和塑造了国际油气行业的整体格局。随着电气化、分布式发电、可再生能源、氢能、能源存储等技术取得明显进展，替代能源效率大幅提高，成本显著下降。

二是能源消费结构不断转向绿色燃料。欧洲等俄能源主要出口市场将发展可再生能源视为保障能源安全的必要之举，日益降低对碳氢燃料的进口依赖。

三是能源市场规则和运行模式出现调整。以条款限制严格的长约合同交付和管道供应为主的区域性天然气市场正在被低成本、新技术、短期合同交付的液化天然气改变，天然气贸易形式和出口路线的灵活性和复杂性激增，天然气市场格局正在重塑。

在新冠疫情和气候问题的助推下，全球能源转型步伐进一步加快，世界经济加速从“低碳”向“脱碳”迈进。这意味着，能源需求结构将持续调整，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将逐渐提高，挤压传统化石能源的份额，并使各国对域外能源的依赖程度相应下降。

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虽然相对清洁，但全球天然气需求预计在本世纪中叶也将急剧下降。特别是俄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欧洲将发展可再生能源视为保障能源安全与独立、实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未来能源结构将日渐向可再生能源倾斜，逐渐减少甚至放弃使用天然气。

2021年10月，俄最大客户之一德国宣布将在2050年前“弃气”。在能源转型政策的影响下，欧洲近年来着力改变天然气进口方式，日渐转向灵活性更强的现货交易，不愿再与俄罗斯签订长期协议。

能源消费结构和贸易模式的变化对俄罗斯以管道气为基础的碳氢燃料出口大国地位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定冲击，不仅影响俄经济前景，而且可能在更长的时期内改变俄欧关系平衡。有分析显示，若俄经济无法适应新形势，2040年后年均GDP增长率或仅能徘徊在0.6%~0.8%之间。因此，俄罗斯对即将到来的“低碳”甚至“脱碳”时代充满焦虑和警惕。正如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教授马卡罗夫所言，“欧盟将绿色议程和脱碳视为机遇，而其在俄罗斯则被视为威胁”。

第二，气候变化对俄罗斯的负面影响愈加显现。俄罗斯精英和学界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认知存在长期的演变和转变过程。21世纪初以前，俄罗斯对自身生态脆弱性的认知不足，认为气候变化（特别是全球变暖）可能给处于寒带的俄罗斯带来潜在利益。但近年来，俄罗斯升温幅度和强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10~2020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0.18摄氏度，而俄罗斯升温0.47摄氏度，俄属北极地区变暖更快（0.8摄氏度）。随着温度升高，俄国内气候变化征兆凸显，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负面效应。

首先是生态灾难频发。一方面，极端气候现象愈演愈烈。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年均气温屡创新高，风暴、干旱、热浪、洪水、野火等极端生态事件日趋频繁。2020年，俄罗斯再现创纪录高温，40多个联邦主体发生森林火灾，仅前5个月森林焚毁面积就超过希腊国土。西伯利亚山洪摧毁数座村庄，数千人流离失所。

俄罗斯研究表明，到21世纪中叶，俄夏季平均气温将比20世纪末高2~3摄氏度，甚至3~4摄氏度，局部降水量激增，出现严重洪灾和风暴的概率持续上升。另一方面，冰川冻土加速融化。俄罗斯大片国土位于亚寒带和寒带，65%的土地为永久冻土。2020年，俄冰雪覆盖率降至历史低点，北极海冰覆盖率跌至40年来第二低水平。

俄永久冻土约占冻土总面积的30%，若以当前速度（约1摄氏度/10年）升温，则2100年北极近地表永久冻土面积将减少30%~99%，并向大气额外释放100~2400亿吨二氧化碳和甲烷，加剧全球变暖。

其次是社会问题凸显。一是粮食安全风险激增。北极水域变暖和冰盖减少引发气候缓慢变化，使俄南部产粮区愈发干旱缺水。北部耕地面积虽随升温有所扩大，但其土壤较南部更贫瘠且酸性更强，难以作为替代。俄罗斯小麦出口约占全球小麦出口总量的1/5，其农业所受冲击将波及全球。

二是北极居民生活面临威胁。冻土融化将严重侵蚀当地基础设施，缩短建筑物预期寿命，损坏数万公里的油气管道以及数千公里公路铁路线，影响逾200万人日常生活，或导致大量居民迁徙。2020年夏季，俄罗斯北极城市诺里尔斯克发电厂的储油罐支架因冻土融化下陷倒塌，致2.1万吨柴油泄漏，造成严重污染。

再其次是经济损失严重。俄每年仅因气候灾害损失300~600亿卢布，冻土融化所致损害则高达500~1500亿卢布。根据俄罗斯审计署2020年评估，气候现象造成的损失将使俄罗斯GDP到2030年的十年间年均下降2%~3%，某些地区损失或达GDP的5%~6%。俄罗斯科学家进一步指出，2050年冻土解冻对俄造成的损失将达到GDP的8.5%。

第三，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威胁俄能源出口。俄罗斯与欧盟的能源关系历史悠久，利益深度交织，长期互为彼此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客户”。目前，俄罗斯对欧洲油气出口分别占其出口总量的50%和70%以上，维系和巩固欧洲市场对俄保证财源、维系公共开支和维护政权稳定意义重大。受2020年疫情和欧佩克+减产协议的影响，2020年俄对欧供油量和供气量有所下降，但管道油和管道气仍然起到“减震”和“托底”之效，塑造了动荡局势下俄欧能源合作的基本面。

然而，日趋激进的碳减排措施和对俄能源依赖的恐惧促使欧盟决定设立“碳边境调节机制”，目的是在贯彻落实欧盟经济体内严格气候政策的基础上，对进口或出口的高碳产品收缴或退还相应的税费或碳配额。2021年7月， CBAM法规提案经过反复酝酿最终出台，将于2023年1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规定，2023~2025年为过渡期，期间只作碳排放申报，不执行相应税收政策；自2026年起正式全面实行相关碳税。

作为欧洲最大能源供应商，俄罗斯GDP能耗量高于发达国家2~3倍，是主要经济体中碳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绝对领导者”。对于“呼之欲出”的欧盟碳边境税，尽管各大咨询公司评估结果不尽一致，但无疑将重创俄商品出口。预计，欧盟的碳边境税可能会影响42%的俄对欧出口商品，主要影响的是碳强度高或与欧盟贸易强度大的市场，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冶金、煤炭、氮肥生产、纸浆、造纸和玻璃工业。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专家评估，基于碳价30美元/吨的标准，俄罗斯油气产业的损失将达到14~25亿美元/年，有色金属行业的损失达到3~4亿美元/年，黑色金属和煤炭行业的损失达到6~8亿美元/年。俄部分行业可能因为缺乏竞争力永久失去欧盟市场份额。

总体看，欧盟碳税每年将给俄罗斯带来31~38亿美元的损失。对俄罗斯来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CBAM对石油加工品和石化产品的界定。

目前，由于对复合产品生产的碳强度计算研究不足，主要的石油产品和有机合成产品尚未被纳入CBAM机制，但并不意味着其一定会被“豁免”。此外，间接排放是否会影响税费数额，以及欧盟是否会选择采用排放配额制度，仍不清楚。进口商品价值链中“碳足迹”核算的技术问题也未得到解决。以上所有的不确定性对俄罗斯出口原料提出了一系列紧迫挑战，引发了俄罗斯商界的强烈担忧。总体看，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不仅会影响俄罗斯的气候、税收和外贸政策，还会影响其经济战略甚至地区发展。因此，该机制成为俄转变对碳中和议题认知和立场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动力。

第四，气候变化成为大国博弈重大议题，俄不甘被动卷入。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面临的主要全球性问题之一，气候议题愈加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逐渐占据世界外交的中心视野。拜登执政后宣布重返《巴黎协定》，相继推出关于保护气候环境、重建科学机构、应对气候危机等行政命令或备忘录，并迅速召开全球气候峰会，欲重塑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全球领导力。与此同时，欧盟也不愿将应对全球变暖的领导地位拱手让人。2019年底欧委会公布 “欧洲绿色协议”，提出到2050年将欧洲建成全球首个“碳中和”地区，希望借发展转型抢占“绿色竞赛”先机。西方国家在这一领域的政治、经济考量日益凸显，意在争夺全球治理话语权和议程制定权，并借机巩固自身经济优势。

对于美欧的咄咄“攻势”，俄罗斯不甘在这一新的博弈舞台上被边缘化，完全被西方“牵着鼻子走”。其更担心的是，西方国家将气候议题作为政治工具，肆意对俄罗斯施压甚至进行制裁。俄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强调，“绿色经济的发展不应伴随着创造反竞争条件”；欧盟长期以来一直奉行脱碳政策，而俄罗斯“只是现在才开始这一进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准备——有必要采取行动，但机会和时间都相对滞后”。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也担心全球资本流动变化带来的风险，承认俄罗斯在绿色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明显落后。俄与国际组织关系总统特别代表、俄纳米技术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丘拜斯则提醒道，忽视气候问题的重要性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在多年后退出全球竞争。鉴于此，俄罗斯怀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参与到新的大国博弈中，试图发出声音、阐明立场并施加影响，为自身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与西方关系僵局难解的背景下，气候问题被俄视为有望实现与美欧关系突破的少数领域之一。俄希望借此议题加强交流沟通、创造合作氛围、预防西方施加新制裁并尽可能吸引外国投资。2021年4月，普京积极参与拜登发起的全球线上气候峰会，表示俄正在落实减排任务，真诚希望加强国际合作，寻找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法。拜登则高度评价普京表态，称期待与俄开展合作。7月，美总统气候特使克里访俄，与普京就气候问题举行了电话会议，表示两国将在气候问题上共同努力。普京强调，俄高度重视《巴黎协定》确定的既定目标，主张在该领域进行非政治化的专业对话。10月，俄罗斯副总理奥维尔丘克在率团访美时表示“俄美在气候议程上的联合工作可以成为两国合作的开端”，并提议在有关部委层面举行俄美气候会议。俄同样关注欧盟能源政策，努力与欧盟开展绿色议程对话，呼吁双方在低碳领域发展合作，以尽可能消除欧盟碳税政策对俄不利影响。2020年12月，斯科尔科沃莫斯科管理学院和欧盟驻俄代表团举办首届俄罗斯-欧洲气候问题线上会议，就如何适应能源转型及俄欧绿色合作建言献策。俄与德国正在研究建立氢能伙伴关系，与意大利的绿色合作也持续深化。

叁

基于对本国幅员、地理、气候、经济结构及科技潜力的认知与评估，俄罗斯推出了独具特色的绿色新政，并积极着手落实相关举措。

俄罗斯绿色新政基于四项基本原则。一是非激进，可持续。俄罗斯特别强调自身可持续发展及向低碳经济平稳过渡的重要性。俄坚定地认为，多年实践已成功证明，俄可以实现气候目标，“无需采取任何仅对其地缘政治竞争对手有利的仓促步骤。”根据俄储蓄银行行长格列夫在俄东方经济论坛上的评估，如果俄罗斯推行不经思考的、彻底放弃化石燃料的能源转型，到2035年可能使俄家庭收入减少14%，出口减少179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矿区的社会问题和与能源资源开采及加工相关的经济部门的危机。针对2021年入秋以来欧洲、亚洲等多地爆发的“能源短缺危机”，普京以欧洲为例指出，在能源供应方面，“草率的、甚至带有政治色彩的步骤是不可接受的”；俄能源行业的决定“必须是平衡的，必须考虑国家利益且从长计议”。俄《独立报》也评论称，虽然一些国家说服其邻国跳入漩涡，放弃可靠的能源，但另一些国家却在努力寻找自己的道路。奉行谨慎、周到的气候政策的俄罗斯可以教会它们很多东西。

二是控增量，降存量。由于生态资源富饶，俄罗斯坚持认为吸收温室气体存量与控制排放增量同等重要，强调“应从所有来源捕集、储存和利用二氧化碳”，从而最大限度发挥俄罗斯自身的潜力和优势。俄政府官员一再指出，俄森林面积占世界森林总量的20%，大量森林资源对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有积极作用，使俄每年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减少了约27%。同时，俄积极发展碳捕集技术。俄《独立报》援引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专家称，就碳捕集潜力而言，俄罗斯在世界上名列第一——其有可能将捕集的二氧化碳注入废弃的石油和天然气田、矿井地层。

三是重规则，争标准。俄罗斯并不认可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评价体系，对低碳能源的看法也与美欧有所不同。在温室气体界定方面，俄强调需要考虑甲烷等导致全球变暖的所有因素；在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面，俄认为应制定各国相互认可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监测核算模型，完善碳排放计算方法，充分评估森林吸碳能力；在清洁低碳能源的认定方面，俄强调遵循技术中立原则，呼吁客观考虑不同类型发电的碳足迹。与欧洲多国逐渐放弃核电和天然气发电的立场不同，俄罗斯尤其看重以上两种发电对实现碳中和的作用，并希望影响美欧立场，带动俄核电技术和天然气出口，尽可能保住能源大国地位。在俄看来，核电可实现安全低碳，其碳足迹低于太阳能发电，天然气则为“最环保的过渡性燃料”。普京在2021年10月举行的俄罗斯国际能源周表示，欧洲大幅转向可再生能源，使能源逐步出现系统性缺陷，引发市场大规模危机，而“只要核电和天然气发电占据领先地位”，类似的危机就不会发生。

四是去政治，促团结。近年来，受乌克兰危机影响，俄罗斯在贸易、金融、能源、军工等领域饱受美欧制裁，因此一直谨慎行事，防备西方再度借碳中和议题对俄施压。新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虽强调加强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但同时指出，气候变化问题“有时用以作为限制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遏制俄工业发展，控制交通运输线路，阻碍俄开发北极的借口”。近年来，普京再次强调，“气候议程不应成为促进个别国家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工具”，“我们需要共同为将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气候监管制定共同的、可理解的、公平的、透明的规则”，“它们必须基于对气候的真正关注，以及对每个国家作用和贡献的理解”。拉夫罗夫指出，“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要团结国际社会而不是将其分裂，需防止单边行动。”

为此，2021年以来俄罗斯政府密集设立目标，出台政策，落实举措。一是设立减排目标。在全球多国宣布碳中和目标后，普京在2021年4月的国情咨文中首次将环境和气候问题作为国家发展的优先事项，并宣称“2024年前将全俄12个最大工业中心有害气体排放量减少20%”。6月，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正式对外公布了“2050年前温室气体净排放总量应低于欧盟水平”的目标。7月，经过近三年的反复讨论酝酿，俄首部气候领域的专门法律《2050年前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法》终于由普京签署。该法确立了俄主要减排目标，其中设定的基准情景规定：2030年俄罗斯GDP碳强度应较2017年下降9%，2050年下降48%；2030年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降至1990年水平的2/3，比之前降至3/4的目标更进一步。10月6日，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提交了最新版《2050年前俄罗斯低碳发展战略》，并提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惯性（维持当前经济模式，保留能源平衡结构）和激进（保持在能源转型背景下的全球竞争力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两种社会经济发展情景。在激进情景中，考虑到生态系统（森林、沼泽等）的吸收能力，俄计划到2030年前碳排放量仅增加0.6%，2050 年前将碳排放量较当前水平减少79%，较1990年水平减少89%。2030年起油气出口实际年均下降2%，2030~2050年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10月13日，普京在俄罗斯国际能源周上正式宣布，俄罗斯将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二是制定温室气体评估标准与检测体系。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挑战的关键在于建立碳排放国家监管机制，争取碳排放测定权。这需要对俄罗斯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更准确、可靠和有文献记录的核算。在这一问题上需要同时在复杂的管理、税收、统计领域迅速采取措施。因此，俄罗斯气候政策的重点在于以空间观测、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为基础，制定透明、客观的碳排放评估、监测系统，实时监测碳排放和吸收、评估自然系统状态、水资源质量等参数。《2050年前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法》首次明确制定了俄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监管措施。根据该法规定，俄将在联邦层面为各行业制定减排目标；碳排放量较大的企业应开始执行碳排放登记和报告制度；“碳单位”概念被正式引入，以评估实施气候项目的效果。目前，俄罗斯已经在萨哈林州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批准当地建立碳排放配额交易系统。预计2022年4月试运行碳排放信息系统；2022年7月启动碳排放交易；2025年实现地区碳中和。若该试点成功，将推广至其他地区，建立全俄碳交易市场。

三是推动经济部门减排与转型。普京指出，为减少排放，俄将致力于实现整个经济和所有基础设施的“端到端技术更新”。在此原则的指导下，俄政府已制定“节能和能源效率”国家项目并定期更新，计划在2035年之前加强工业、农业、运输、住房公用事业等国民经济各领域的工作，降低GDP的能源强度，从源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能源生产方面，通过发展核能、水电和可再生能源增加低碳能源份额，进一步优化俄能源结构；充分利用石油伴生气，推进火电深度现代化，实现燃气运输基础设施电气化，以减少碳氢化合物生产排放；利用沼气和用热电联产模式发电厂的热量替代燃煤锅炉房。在能源消费方面，进一步提高住宅部门、供热系统的能源效率，减少建筑材料消耗，降低住房的能源强度；将公共交通改用燃气、电力、混合动力发动机。在核工业基础上，俄已开始建设氢生产基础设施，氢将用作原材料、燃料、能源载体，用于冶金、水泥生产和运输业。

四是打造碳农场。俄罗斯政府支持企业开展生态现代化的商业项目，已开始发行政府补贴的绿色债券，并将向投资清洁技术的外国公司提供优惠。普京总统在给俄政府制定经济脱碳计划的命令中强调，需要“提高森林和土地的效率”。发展碳农场即改变农林作物育种方式，专门种植吸碳植物并进行专业化管理，引入新的土壤恢复农业技术，增加重新造林面积，及时扑灭森林火灾，扩大未破坏的自然领土、保护区、国家公园等。据评估，若碳农场发展顺利，俄罗斯碳吸收年经济收益将超过500亿美元。俄罗斯官员甚至提议，俄可效仿出口天然气来出口碳配额。

五是积极发展绿色金融。俄认为，实现绿色低碳转型需要吸引外部投资，为此应建立市场激励工具，发展绿色金融。当前，俄政府已经为绿色项目的实施和融资提供了一系列支持措施，包括特殊投资合同制度、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绿色债券等。为进一步促进绿色金融发展，吸引预算外资金，俄政府正在加紧制定绿色项目监管框架，从法律层面为绿色项目和绿色融资建立统一标准。2021年7月，俄发布“俄可持续（含绿色）发展目标和主要领域”政府令，明确了“绿色项目”的定义及标准。根据该法令，绿色项目应满足《巴黎协定》、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气候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国际协议的目标，遵循最佳可用技术的技术指标，对环境没有明显的负面影响，有助于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并符合俄环保领域立法要求。该法令还列出了俄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向，包括能源、废物处理、建筑、工业、运输和工业技术、供水和卫生、农业、可持续的基础设施等。在此基础上，俄2021年9月发布“关于批准俄可持续(含绿色)发展项目标准和俄可持续(含绿色)发展项目核查体系要求”的政府令。该政府令被视为绿色金融领域的关键文件，不仅规定了可持续发展项目的标准，还提出了认定为旨在为“可持续发展项目”融资的金融工具的条件，以及审核此类金融工具是否符合要求的审核程序。

六是发展低碳能源。俄将开发替代能源、发展储能技术等视为应对低碳能源转型的重要途径，尤其看重氢能的发展前景。在俄看来，本国兼备生产资源、出口潜力和全价值链技术，拥有向全球市场供应氢能的独特优势，因此将出口氢能作为能源转型背景下的新经济增长点。米舒斯京总理指出，发展氢能源将降低俄失去能源市场的风险，并可通过形成新产业、创造高科技就业岗位、出口产品和技术维持经济增长。2020年底，俄政府通过了《2024年前俄罗斯氢能发展行动计划》，规定了发展这一领域的综合方法，包括建立科学、技术和监管框架以及为国内氢生产、贸易和出口制定政府支持措施。根据该计划，俄选择了两家企业启动试点项目：俄天然气工业公司利用甲烷生产氢气，并开发和测试基于甲烷氢燃料的燃气轮机；俄国家原子能公司利用核电生产氢气，建立氢动力铁路运输试验场。2021年8月，俄罗斯政府批准《氢能源发展构想》，计划分三个阶段推行氢能源发展计划，目标是成为国际市场上氢能源及相关技术的最大供应国之一，2035年供应量将达到200~1200万吨，2050年达到1500~5000万吨。

肆

对于传统能源大国俄罗斯，碳中和议题不仅仅是气候问题和能源问题，更是经济发展道路和国家战略抉择的问题。在全球碳中和的大趋势下，是否切实推进绿色新政以及如何推进绿色新政（准备付出多少成本与代价），是观察研究俄罗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尽管俄罗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认知和立场转变并作出了一系列政策宣示，但的绿色转型将是一个异常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关乎俄国内各行业竞争以及精英阶层的利益争夺，还涉及到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运筹与博弈；不仅需要庞大的资金与技术，还需要充足的时间和决心。

从客观上看，俄罗斯推行绿色新政面临着诸多外部障碍。虽然外部压力迫使俄罗斯加速绿色转型，但西方国家在实际行动上却倾向于对俄转型设置障碍。

一是气候变化问题博弈的实质是发展权及发展模式之争。欧洲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导力量之一，其倡导低碳发展的出发点绝不仅是缓解气候变化，还包括借机解决能源安全心头之患的切实需要和引领与塑造未来世界发展模式的长远考量。因此，欧洲提出了最激进的减排目标，希望带领全球加速实现能源转型。俄罗斯作为碳密集型产品出口国，与欧洲在发展模式上截然不同，在限制碳排放方面的利益也各异。俄罗斯虽然同样将应对气候变化视为转变发展模式的机遇，但在低碳转型带来的外界压力和预算缩水的共同影响下，转型道路平添了新的未知因素。

二是在规则和技术层面上俄罗斯与欧洲的分歧无法回避。欧洲将天然气视为过渡性燃料，彻底弃用天然气的选项一直存在；欧洲内部对于核电是否“绿色”的争议也在持续，欧盟氢能战略已经将利用核电获得的氢能源定义为“黄氢”，区别于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生产的“绿氢”，而“绿氢”为其发展重点。俄罗斯则将天然气和核电视为低碳时代保住能源大国地位的最重要武器，并将依托这两种资源开发天然气裂解制备的“蓝氢”和核电水解的“黄氢”。即使氢能源能够在化石能源式微后“异军突起”，俄欧也未必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

三是此次欧洲能源短缺或迫使欧洲加快能源独立脚步。俄出手稳定欧洲能源市场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欧洲的脱碳趋势、缓解其被美国放大的“恐俄”心理，反而使欧洲再次看清自己在能源安全问题上的软肋。未来俄欧双方仍将围绕能源供需、供应方式和条件等问题持续交锋。本质上，这是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保守者与激进者、控制方与被控制方之间的激烈博弈和漫长角力。

同时，美国也不甘心袖手旁观，将继续一边积极抢占欧洲市场，一边竭力挑唆俄欧关系，刻意制造双方矛盾。尽管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建设符合现代生态标准且俄罗斯有意未来以此向欧洲输送氢气，但该管道仍被美国认定为“地缘政治项目”。俄罗斯担忧西方国家很可能将“以特定利益的碳足迹为借口，重塑投资和贸易流动，威胁限制俄获得先进绿色技术”。此外，目前俄罗斯与西方在气候变化及碳中和问题的概念界定、议题设置、规则制定和话语权争夺等方面各自表述，立场相距甚远。以俄罗斯特别看重的森林固碳能力为例，莫斯科与美欧的评估显然不同。西方学者质疑俄森林吸收的目标看起来“难以捉摸”——在过去五年中，即使不考虑 2021 年夏季的火灾，森林的碳吸收量也下降了10%。

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推动绿色新政的主观意愿并不强烈。从利益和发展模式上看，多年来俄政府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努力并未带来显著变化，在向碳中和过渡的相当长时期内，能源产业仍将充当俄罗斯经济的“引擎”。对于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悖论，俄罗斯政府亦心知肚明：若要达到《2030年前俄罗斯国家发展目标》总统令关于“2030年前GDP年均增幅至少3%”的目标，能源密集型产业将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增产和提高碳排放量。2021年5月新出台的“2035年俄罗斯石油工业发展总体规划”“2035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发展总体规划”仍以扩大油气生产规模为前提。在加速开采的同时，俄罗斯还期待以长期合同和管道供应的方式牢牢捆绑欧洲和亚太地区的能源需求方，形成在中长期内相对稳定的市场和收入来源。2020年6月出台的俄新版《2035年前能源安全战略》并未提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其主要目标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巩固俄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俄罗斯杜马能源委员会主席扎瓦尼明确指出，现阶段俄罗斯的主要任务是加速矿藏“货币化”，抓紧变现。

从立场上看，在俄罗斯精英深层次的认知中，俄既有的环保和减排举措已经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多、更好。

一是自视对全球碳中和的贡献卓越，减排力度巨大。俄是唯一按时完成《京都议定书》义务的大国。根据俄罗斯科学院经济预测研究所的测算，得益于工业、能源和住房的大规模现代化和公共服务，俄罗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30年间减少近 50%。在经济崩溃、去工业化和耕地减少的情况下，俄罗斯企业和人口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普京则宣称，俄罗斯为近30年全球减排力度最大的国家。

二是自认为尽管国土面积最大，但本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并不高（16亿吨/年），仅位列世界第四，远不及排放大户中国和美国。

三是认为本国拥有大量天然气储备，有能力为全球碳中和提供重要的过渡性能源。此外，俄认为本国天然气比美国的液化天然气更清洁、更便宜，生产过程碳排量更低。四是认定俄现有的能源结构已较为清洁（45%的能源为低碳能源，包括天然气、核能、水电及可再生能源等）。因此，尽管除水电外的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仅占俄总发电量的0.1%，但与欧洲追求的目标不同，俄并不急于“机械”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份额。《俄罗斯燃料综合体》刊文指出，俄罗斯的可再生能源不能被视为传统碳氢化合物的直接竞争对手。俄罗斯70%的领土（居住着1000~2000万人）没有集中的能源供应方式，发展可再生能源需符合俄幅员辽阔的现实国情。由于各联邦区之间的经济状况、电力消费、气候条件等差异明显，部分地区输电能力比较弱，输电成本比较高。对俄罗斯来说，比起刻意改变能源结构平衡，实现可再生能源在俄空间和领土的发展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从行业层面看，势力庞大的俄罗斯油气利益集团显然不愿实施代价高昂的系统性改革，煤炭、冶金等行业强烈反对实施碳配额制，担心加重税负；而部分出口商则急于对标欧盟新政，疾呼启动国内碳市场，规避欧盟碳边境税。各行业部门立场差异较大，难以形成合力。这也导致《2050年前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法》几经修改，出台姗姗来迟。即使在最终文本中，也并没有明确规定限制排放的具体机制和违规的惩罚措施。“靴子”迟迟未能落地的背后是利益集团和精英阶层的复杂博弈。2021年7月，俄罗斯著名的政治分析机构明琴科咨询在《“政治局2.0”和“新冷战”：精英寻找“新石油”》的报告中指出，当前俄罗斯精英相对团结稳定的一大原因是油气出口和收入的繁荣与增长，但从中长期来看，全球脱碳大势以及欧盟征收碳边境税必然会导致俄油气出口减少，破坏当前统治精英内部的资源分配形式。所有这些都可能引发对新收入来源的新一轮竞争。

总体看，外部变化和西方压力是迫使俄罗斯推行绿色新政的主要驱动力。尽管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宣示和举措，并赶在11月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之前抛出了“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但俄罗斯仍面临诸多内外阻力，实际上并未做好应对这一进程的充分准备。恰恰相反，其本质上更希望尽可能迟滞全球碳中和趋势，尽可能延长油气出口大国的地位，尽可能多地赚取能源出口收入，为自身未来转型和发展争取更多的时间和资金。与此同时，从本国国情和利益出发，俄罗斯对于气候变化、碳中和及能源转型等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认知和立场，并不想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意味着其将在这一领域展开持久的规则和话语权争夺。凡此种种决定了传统能源大国俄罗斯从观念、政策到行动的真正绿色转型注定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