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走廊沿线，日本依托国际协力机构落实了较好的联通战略运作。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是于2003年10月成立且直属日本外务省的政府机构，旨在培养人才、无偿协助发展中国家开发经济及提高社会福利。

主要以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为目标，日本依托上述机构对东南亚国家的内部联通贡献巨大。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主要通过援助道路、桥梁、港湾等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东盟内部的制造业网络体系,助力东南亚相关国家的发展。

具体就东西经济走廊而言，日本针对走廊东侧入口的越南岘港市的海港、贯穿越南中部山脉的海云关隧道、连接越南和泰国并通过老挝中部和南部的国道9号线、连接泰国东北部莫达汉和老挝南部沙湾拿吉的“第二湄公河国际桥梁”等,进行了联通打造。具体就南部经济走廊而言，对接扩建越南的施威-盖梅港以保证大型船只进出,建设经过胡志明市的西贡高速公路，联通越南和柬埔寨国境并直达金边的国道1号线。通过相关设施的修整，日本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内的贸易联通。例如，伴随陆地交通的顺畅，此前河内到曼谷需要2周左右的水运可大幅缩减为3天左右的陆运。

而在海洋走廊中，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正在力推“东盟Ro-Ro船（滚装式集装箱船）网络构筑事业”（「ASEAN Ro-Ro船ネットワーク構築事業」）。Ro-Ro船是“Roll-on/Roll-off”的简称，即“滚上滚下”船，或称为“开上开下”船，指利用运货车辆来载运货物的专用船舶。具体而言,可利用牵引车牵引载有箱货或其他件货的半挂车或轮式托盘直接进出货舱装卸，而无需在岸上使用起重机,从而大幅节省作业时间和物流成本。由此，为强化东盟成员国的国内、国际联通事业，日本通过提供自身优秀的造船技术和航运经验等援助，致力于构建Ro-Ro船网络，以让航路联通更有效率。

另外，在走廊联通战略的运作中，日本还逐步融入环境保护的“绿色”理念，以实现一种更能吸引民心的高质量联通。日本主要采取三方面的具体战略运作，并特别在陆地走廊上推动“绿色”联通努力。

第一，依托布局在东西和南部经济走廊交汇处（泰国及其周边）的日本企业，发挥助力国家“绿色”联通的最关键作用。在东盟的诸多国家中，日本企业入驻最多的是泰国及其周边地区。泰国从地理上位于东盟成员国的中心位置，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便逐步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集中投资于此。不过，日本过去对泰国的投资（特别在20世纪）更多着眼于最大化产业收益，而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存在欠缺。特别伴随近年来经济的急速增长，泰国迎来了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化的迅速跟进，随之而来的工业园区建设因环境应对不力而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地居民对环境污染的抗议日益增加。例如，在2009年，曼谷附近罗勇府的麦普塔普特工业园区内，因当地民众抗议强烈，超过60家日企因环境污染问题而被勒令停业。鉴于此，为依托日企持续实现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对东盟的影响，日本决定将本土探索的“绿色”路径“嫁接”到泰国及东西、南部经济走廊沿线。

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的官民两大系统都开始了对有关环境保护、循环利用再开发等科技技术、管理政策的探索，并积累了较丰富经验。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针对北九州市等地的严重污染状况，政府除完善必要的财政措施与规制制度,修整下水道、废弃物分拣场、焚烧工厂等环境公共设施，还对公害受害者进行救济,特别对企业采取正面激励和负面惩罚的严厉政策，创造了“治污奇迹”。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在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和环境省主导下，以东京都和川崎市为代表，日本各地开始探索打造生态工业园区，将涉及循环开发等技术的企业汇聚其中。进入21世纪，日本开始探索融合环境保护理念的“智慧城市”。而经历了美国为应对2008年“雷曼冲击”而出台的“绿色新政”（Great New Deal），以及2011年东日本爆发的大地震后，日本开始思考基于信息技术构建“智能网格”、环境承载及灾害应对的智能街区打造。

依托国内一直以来探索的技术及政策经验，日本正充分发挥硬性科技和软性制度的作用，结合泰国当地实际，以东南亚日企助推国家“绿色”联通。例如，日本总合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与泰国工业联盟缔结协定，旨在支援当地“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城市”的发展。泰国工业联盟是在泰国工业部的监督下，由泰国民间企业于1987年组建的经济团体，其中包含超过2500家强力本土企业，对泰国产业界影响极大。

就此，日本拟与泰国工业部共同推进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城市”，让入驻其中的日企发挥积极作用，并主要围绕泰国工业部的重点政策进行5个方面的努力：（1）硬件层面：满足土地利用、设施设计等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2）经济层面：满足地区经济增长、绿色物流和交通、环保产品生产等相关要求；（3）环境层面：满足排水处理、产业废弃物处理、能源利用、环境监测等相关要求；（4）社会层面：满足提高工作人员和周边居民生活质量的相关要求；（5）管理层面：满足当地居民参加、环境管理系统完备、信息公开等相关要求.而以环境友好型“生态工业园区”的打造为风向标，日本也在完善既有工业园区的建设。具体而言，针对现有工业园区内的排水、产业废弃物处理和能源利用等领域，考虑如何降低其对环境的污染；同时，对于中小工厂和住宅交替散布区域，考虑如何进一步降低周边区域的环境负荷,并让相关产业升级转型。

与此同时，新型“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城市”的打造，既有工业园区朝向“生态工业园区”的转型升级，主要聚焦于曼谷及其周边五府：北榄府、龙仔厝府（沙没沙空府）、差春骚府、巴真府、罗勇府，五府均位于泰国首都曼谷周围，人口合计371万人(占泰国总人口的5.5%)2014年五府的“府内生产总值”（GPP，Gross Provincial Product）合计2.24万亿泰铢（占泰国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8.9%）。基于长期以来投资泰国时积累的环境污染应对方法，开发未来生态及智能化城市的政策要求和相关经验，日本灵活运用在环保方面的尖端技术，思考泰国民众愿意接受的因地制宜政策，深得泰国政府和当地民众欢迎。而借助曼谷及其周边地区的试点经验，泰国打算将成功案例推广至全国，灵活运用当地日本企业与泰方的合作方案，打造具有引领性的旗舰项目。

相应地，日本总合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正进一步联合具有环境应对、智能社区打造、项目再开发、产业转型支撑等关键技术的企业，组建大型财团，针对范围更广的经济走廊运筹帷幄，不仅为更多日本企业走出去创造机会，更深入推动国家的“绿色”联通政策。特别地，伴随2015年12月东盟共同体的成立，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地区经济走廊建设的不断完善，泰国的地位越发重要；而泰国只是日本针对东盟运作绿色“联通”政策的起点，围绕相关的成功模式，日本今后还将在更多的地方推动绿色“联通”。

第二，日本还正酝酿将国内治理模式输出到泰国本土以寻求“绿色”治理。除了泰国工业部开始关注环保问题，泰国国家经济社会开发委员会（NESDB）也开始了有关建立循环型社会的讨论。可见，泰国国家层面已开始逐步重视“绿色”问题。不过，在地方层面,基于联合当地政府、产业集团、市民、NGO等力量以共同推进“生态工业园区”“ 生态工业城市”建设的机制还没有形成，而环境问题涉及面较广，往往需要地方多个省级行政单位协调多方力量才能有效应对。鉴于此，日本正运用国内“广域连携”经验，引导泰国也建构类似的区域治理模式。

就此，日本向泰国提出在罗勇府建立生态城“协议会”的方案，并将其职能具体设定为：（1）引导区域相关者树立垃圾减量（Reduce）、重复使用（Reuse）和循环使用（Recycle）的3R理念；（2）落实3R相关政策的组织机关间的施政计划和信息共享；（3）掌握罗勇府废弃物管理、垃圾循环的管理现状；（4）协调区域相关者制定生态园区、生态城市建设的基本计划；（5）共享日本的典型案例及经验；（6）共享泰国内部其他地区典型案例等信息；（7）通过举办研讨会或工作坊来普及3R观念；（8）调整和开发废弃物处理、循环等相关设备。

第三，日本又同步通过在以泰国、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东盟成员国设立环境关联中心的辅助手段来推动“绿色”联通。日本在泰国设立了“泰国环境研究研修中心”（ERTC, The Thai Environment 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er），于1989年7月同意提供无偿资金协助合作研究，确定1990年1月到1995年3月为项目第一阶段，并在1995年4月将项目延长至1997年3月。项目旨在环境领域的研究和研修，强化环境保护监督，促进环境质量提升；项目针对的环境治理对象包括水质污染、大气污染、噪音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和有害物质污染。日本提供无偿资金和先进技术援助，投入23亿日元的无偿资金援助，2.03亿日元的器械仪器供给，长期派遣25人组成的专家团队，短期派驻42名专家，并对口培训当地32名高端专业人才。同时,日本在印度尼西亚设立了“印度尼西亚环境管理中心”（EMC; The Indonesi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enter）,于1991年12月同意提供无偿资金协助合作研究，确定1993年1月到1997年12月为项目第一阶段，并在1998年1月将项目延长至2000年3月。项目旨在环境领域的研究，强化环境保护监督，建立环境信息系统，通过环境研修来强化环境管理能力和环境质量提升；项目针对的环境治理对象包括水质污染、大气污染、和有害物质污染。日本提供无偿资金和先进技术援助，投入26.87亿日元的无偿资金援助，4.08亿日元的器械仪器供给，长期派遣32人组成的专家团队，短期派驻78名专家,并对口培训当地40名高端专业人才。

4日本联通政策的中国应对

相对于中国而言，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影响至少具备三方面的优势：第一，二战后与相关国家更长时间的接触优势。二战期间日本虽然给东南亚国家的人民带来过深重苦难，但在二战结束之际全球便迅速进入的冷战意识形态对峙中，日本在接近东南亚的背景下逐步扭转自身的负面形象，对比冷战结束后才与东盟关系进入全面合作与发展新阶段的中国，其占据一定的时间先机。第二，“小体量”国家的形象塑造优势。在无政府状态的“丛林社会”中，实力而非意图会成为各国（特别是邻近小国）关注的核心指标，故作为“比蒙巨兽”的中国易被认定为具备威胁的“潜质”，导致中国的软实力构造更具挑战。而日本的“小体量”使其较易“刷新”自己的“品牌形象”，如已有中国学者通过对印尼的研究得出结论，“日本从简单的形象展示转为负责任地参与全球议题，从引领流行文化到积极促进文化复兴和实现和平。经过多年深耕，印尼等对日本国家和文化的好感度最高。如何体现中国文化个性和特点的同时，担起更多国际责任，是中国进一步推进与相关国家人文交流最需要重视的内容之一。”第三，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府到民众、从高政治到低政治的长期政策延续性优势。日本对东盟的联通政策从最开始着眼国家层面的宏观往来，到考虑环境友好的“绿色”属性同时关注当地民生，这种从高政治到低政治“多管齐下”，特别适合在需要考虑本国选民声音的东南亚以实现日本与当地政府及民众的多赢格局。而除上述三个方面的优势之外，日本的联通政策还是基于东盟-日本“共同话语”逻辑中的深化运作。

针对周边大国，以东南亚10个小国组成的东盟主要采取“小国平衡外交”战略，日本知名国际政治学者山影进教授曾将其解读为针对大国的“驯服”（飼い慣らす）战略。冷战期间，东南亚诸国一直利用大国间的龃龉开展平衡外交，以尽可能将对自身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而无论是冷战结束还是进入21世纪，东盟的上述外交考量都没有发生太大改变。尤其是在冷战后，东盟主动构建广域制度并将相关大国全部吸纳其中，如同为各国套上“马鞍”，以尽可能减少各大国使用暴力的几率，从而达到“驯服”大国的目的。特别在东盟国家看来，若只看体量而不看国家具体的硬、软实力，那么作为“小国”的日本不仅与其更为“亲近”，同时在“大国平衡”的策略选择上也便有了更多的“共同话语”。

从实力的角度出发，东南亚国家即便联合起来也无法与大国构建对等关系，因此 “幸存”的原则便是尽量避免成为大国关系的牺牲品。鉴于此，东盟国家既不希望大国在东南亚地区实现完全的协调，也不希望它们过度对立；前者会压缩其进行“大国平衡”的空间，后者则可能带来冲击其发展的腥风血雨。因此，最理想的状态便是大国都对东南亚地区怀抱各类利益诉求，同时彼此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牵制。在冷战结束以前的很长时间里，上述理想状态的生成与否，完全依赖于大国间关系的走向，而大国能回应东盟诉求并切实采取东盟期待的行动，则是较低概率事件。于是在冷战结束后,东盟积极地建构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10+1、东盟10+3、东盟10+6甚至东盟10+8的广域制度，并将大国囊括其中，尽可能引导大国在东盟设定的“场域”内实现竞争性合作及彼此牵制；不过，往往经济领域的合作效果不错，但安全保障领域不能完全实现其“驯服”预期。因此，拉着具备影响力且与自身拥有“共同话语”的日本来一起搞平衡，便是强化“驯服”预期的可行选择。

日本与东南亚的长期交往使得彼此建立了合作基础，特别双方又都成为相互利用来平衡中国的关键变量。就东盟而言，通过运作与日本的关系，可某种程度影响中日、美日关系。而就日本而言，实现日美同盟强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都与东盟追求的利益一致。另外，日本在东海与中国围绕钓鱼岛存在主权纷争，这在南海与中国摩擦不断的东南亚相关国家看来，便会基于“同命相怜”而“一致对敌”。同时，即便日美同盟存在，但日本仍需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寻求微妙平衡，这又与东盟需要考量的战略运作如出一辙。而在宏观战略运作中日本与东盟需彼此“抱团取暖”的背景下，日本进一步将二战以来对东南亚实施的联通政策附加“绿色”属性，并延伸为承载经济、政策、制度、平衡等元素的走廊联通战略，影响效果显著。鉴于此，在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中国需特别做好以下谨慎应对：

第一，找准“一带一路”与东盟地区相关走廊的联通机遇。在“一带一路”涉及的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后两者与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推动的走廊建设存在地理上的重合，故可尝试寻找利益上的共赢点。特别的，中国还应充分发挥自身更好主导的南北经济走廊的作用，不仅援助基础设施建设，还依托相关制度，推动涉及更多领域的中国企业到当地参与运作。中国的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包含在陆地走廊中，且省会昆明和首府南宁都是南北经济走廊的起点，两省区在参与区域合作上可多加沟通整体规划，引领中国西南边疆参与区域合作，并助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比如，可结合云南和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方面的政策，在昆明或南宁设立面向东南亚、南亚的代表处或办公室，针对合作项目进行具体协调，增强对次区域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与此同时，中国还应基于更宏观的运作考量，突破合作范围的空间局限，将联通的边界延伸覆盖整个东北亚地区，以探寻打造并对接“东北亚经济走廊”。目前，“一带一路”的“带”主要指向西北，“路”主要指向东南，六大经济走廊已覆盖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欧等地区，但恰恰是距离更近的东北亚不是“一带一路”的主打方向，相应的经济走廊也还未很好搭建。而无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几大走廊还是日本在东南亚不断完善的走廊运作，每一条走廊除具备自身特色，还拥有突破两端甚至多头封闭以实现彼此联通的共性，这也是走廊走得更“通”的客观需要。中国可基于东北亚已有制度框架，从地理空间的视角具体思考如何建构“东北亚经济走廊”，充分发挥东北亚陆海兼备的地理区位优势，首先联通地理上最适宜对接的东南亚相关走廊，突破封闭状态。特别激发东北亚各国与“一带一路”其他地区沿线相关国家的经贸合作往来，强化与第三方或第N方的合作，以把更加灵活的运筹方式提供于存在合作障碍或戒心的国家。

第二，依托澜湄合作，深化“一带一路”的联通机制效应。相对于日本在2009年与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五国举行首次“日本-湄公河地区各国首脑会议”，中国于2014年11月探讨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并于2016年3月在三亚主导召开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作为类似制度建构上的后来者，中国需清晰定位存在同质化路径竞争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就“普遍性”的努力而言，中国正有序推进。2016年3月，中国领导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便强调，要加强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加速推进中老、中泰铁路,中缅陆水联运等大项目，探讨建立澜湄边境地区经济区和产业园区、投资区和交通网，不断完善澜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要聚焦可持续发展议题，愿与湄公河国家共同设立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和环境合作中心，促进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依此合作精神，2017年12月21日，中国和柬埔寨在金边签署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柬埔寨首批项目；2018年1月2日，中国和老挝两国政府代表在万象签署澜湄合作专项基金老方项目协议；2018年1月10日，澜湄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金边召开,会议通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明确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协调澜湄合作与中国－东盟合作的关系，并在共同关心领域同步制定“水资源合作五年行动计划”“澜湄可持续减贫合作五年计划”等计划。“普遍性”优惠政策、发展机遇，客观上为东南亚相关国家提供了“纵横捭阖”的空间,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搭台唱戏”考量，共赢格局是要实现的终极目标。不过，为应对来自日本的利益同质化冲突、对冲来自东南亚国家“选项增多”背景下的待价而沽风险，中国需思考澜湄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所能提供的不可替代性选择。例如,中国的精准扶贫工作成绩在世界有目共睹，如何让精准扶贫因地制宜，结合“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逻辑打造中国的特有名片，则是下一步需要切实思考之处。同时，即便这种不可替代选项无法覆盖较多领域,但一旦能够清晰界定，便能增加中国应对不利局面时的反制手段。

第三，打造高端人才和高端研究，同时通过相关智库“理论联系实际”，落实“一带一路”多元联通的具体实践。中国构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强化我们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影响，自然需要高端人才来“说”并通过高端研究来“写”。就高端人才的打造而言，一方面需要培育更多精通沿线国家稀缺语种的学者、外事工作者等各类人才；另一方面，则是塑造更能实现国家软实力构建意图的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及相关的教学模式。中国一直力推孔子学院，但实际效果却不如德国歌德学院等其他国家的相关机构明显，很多国家因害怕“文化入侵”便还没有设立，甚至美国两所高等学府曾一周内接连关闭。

对此，中国可通过“文化相互构建”路径尝试消除外界疑虑，即在通过孔子学院教授当地中文及中国文化的同时，也邀请当地人员到孔子学院为对外汉语教师及工作人员普及当地语言及文化，甚至邀请当地人到中国国内进行短期或长期的语言文化教学，以此消除外界质疑的同时又培育了中国需要的语言人才，而这也正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支撑。而高端研究的打造事实上与高端人才的培育在逻辑上成顺接关系，除了以时殷弘、薛力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者针对“一带一路”总体风险和应对进行的深刻阐述，还需要具体针对一些此前不被关注地区的深入研究,而这也有赖于精通当地语言的学者的贡献。

特别的，中国还可充分借助智库本身精准把握相关政策目标、手段、流程、预期等的优势，尝试利用智库具体落实国家战略。正如日本总合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其首先作为智库存在，为国家战略的推进研究出诸多方略对策；同时，正是因为对于专业对策的熟悉，便又进一步代表国家去落实相关政策，充当政府施策的具体抓手运筹帷幄，在日本的“绿色”联通政策推进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的成功运作经验值得中国借鉴，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