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日本电子巨头索尼宣布将关闭在中国的工厂，并把智能手机生产基地转移到泰国。这样算下来，已有索尼、尼康、奥林巴斯、富士通、日本电工等大批日企“撤离中国”并转战东南亚等地了。4月初，日本钢铁巨头——新日铁住金(Nippon Steel&Sumitomo metal Corp)也宣布，为了应对国内需求萎缩和全球经贸争端，他们将转战于快速增长的印度市场。

新日铁住金是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其创立于1949年，2012年由新日本制铁与住友金属工业两家公司合并并改为现名;目前新日铁住金拥有9万多名员工，8座一贯作业炼钢厂，2017年粗钢产量达4736万吨，位居日本第一、世界第三。这家日本钢铁公司虽然不像索尼等公司那样从中国“跑了”，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家日本企业与中国有着非比寻常的“渊源”。

中国是学生、日本是老师?

一百多年前，德国政治家俾斯麦曾有句名言“钢铁即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造车造船造飞机都要钢，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钢铁行业的支撑。如今，美国总统似乎也深谙这一点，他挑起的经贸风波“第一枪”就选择了钢铝进口税，明面上是为了保护14万美国钢铁工人的权益，实则是为了通过扶植本国钢铁业来重振美国的工业。

然而在四十年前，中国的钢铁工业还处于起步阶段。1978年，中国全年的粗钢产量只有3178万吨，只占世界总产量的4%，每年净进口钢材842万吨——在那个外汇奇缺的年代，仅进口钢材的费用就占去了全年出口创汇额的30%。而且，当时我们的炼钢技术也比较落后，一些高品质钢材只能依赖进口，就连后来三峡工程的一些关键部位也只能采用日本钢材。

据新日本制铁原副社长关泽秀哲回忆，在1970年代的中国钢铁厂内，工人们既没有安全鞋也没有安全帽，只是穿着布鞋、戴着朴素的“工人帽”，而且工厂里的设备质量根本无法和日本相提并论。正是看到了这种差距，邓小平在访问日本并参观新日铁的钢铁厂时，非常谦虚地表示“中国是学生而日本是老师”，并提出了一个提议——你们就照着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

正是与新日铁公司的这个缘分，促成了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临海钢铁厂的成立——上海宝山钢铁厂于1978年12月23日动土兴建。据报道，新日铁总计派出了约1万人帮助中国建设宝钢，日本的技术人员甚至手把手地教中国工人操作，具体到每一个手势、站姿和动作节奏。

可以说，没有当初雪中送炭的新日铁公司，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宝钢(目前已与武钢合并);而鞍钢、唐钢、武钢、宝钢这些中国钢铁巨头也无一例外获得了日本的技术援助。从这个角度来讲，日本钢铁公司确实曾经是中国同行的“老师”。

从师徒到对手，进击的中国钢铁!

作为中国钢铁的老师，日本钢铁当时在世界范围内是什么水平呢?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庞大的需求，也让日本钢铁工业奇迹般地实现了复兴——在1948-1973年的25年里，日本的粗钢产量复合年均增长率达22%，1973年日本粗钢产量更达到创纪录的1.19亿吨，仅次于苏联和美国。

而且，日本人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使得日本的钢铁工业技术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日本从1951年引进了美国的带钢连轧技术，到1957年又引进了顶吹转炉炼钢技术，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钢铁技术已经从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在1977年，日本钢铁业的技术输出和成套设备出口额已高达86亿美元。

不过，日本的钢铁工业在上世纪70年代到达顶峰后，这个国家的好运也走到头了。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的《广场协议》、90年代初的日本资产泡沫破裂、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日本经济被这一通乱拳打得站不起身来，需求的萎缩也导致日本钢铁几乎一蹶不振。更要命的是，美国由于本国的钢铁企业严重亏损，还对日本钢铁产品发起了强大的攻势，日本不得不大幅缩减了对美钢铁出口规模。

就在日本钢铁公司焦头烂额之际，他们却惊讶地发现：中国正在一声不响地“大炼钢铁”。1996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历史性地突破1亿吨，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位;在而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粗铁产量几乎保持着每年5000万吨的速度在增长;而在刚过去的2018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已达9.283亿吨(超过全球总产量的一半)，相当于日本的9倍、美国的11倍和德国的22倍，当年“赶英超美”的小目标已经超额完成了。

作为当年日本人一手带起来的重点对象，宝钢也从当年的“学生”变成了对手。数据显示，宝钢股份2017年营收达2891亿元，净利润则达到了192亿元，与武钢合并后的总产量已达6533万吨，力压曾经的“老师”新日本住金成为全球第二大钢铁厂。而且，宝钢作为中国实力最强、最先进的钢企，在“全球最具竞争力钢铁企业”榜单中也名列前茅(综合考察钢企的生产规模、收益性、技术创新、价格竞争力等)。

日本留了一手?联手三大矿山哄抬价格!

不过，日本作为中国钢铁工业的“师父”，似乎并没有倾囊相授，还私藏了一招“上树”的本事，并导致中国钢铁企业吃了大亏。我们都知道，钢铁工业的主要原材料是煤炭和铁矿石，其中铁矿石更是重中之重;日本和中国一样，炼钢所需的高品位铁矿石基本都依赖进口，每年进口的铁矿石数以亿吨计。这种情况下，如何影响进口铁矿石的价格，就成了钢铁工业进一步发展的“秘诀”所在。

从供给端看，目前全球优质铁矿石高达九成以上集中在澳大利亚的力拓、必和必拓以及巴西的淡水河谷三家铁矿石生产商手中。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炼钢用的铁矿石百分之百都要从海外进口，而精明的日本人也因此未雨绸缪，积极地在全球矿企“布局”。

在澳大利亚，日本的三井物产1965年投资了罗布河铁矿山，1967年又投资了纽曼铁矿山，新日铁和住友金属还入股了西安吉拉斯铁矿山;而在巴西，三井物产自1971年开始投资该国第二大铁矿企业MBR，1997年开始拥有CMM40%的股权，此外还拿下了Valepar公司(巴西淡水河谷的母公司)18.24%的股权。

据统计，在铁矿石的主要生产国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和印度，日本财团直接或间接拥有大量当地铁矿石企业的权益;而在澳大利亚的24个主要铁矿中，日本企业就重点投资8家并参股了16家，日本人对全球铁矿山的“重金押注”可见一斑。

但是，中国钢铁企业作为后来者，却不得不为此交了一大笔“学费”。中国在钢铁产量超过日本后，又在2003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但蹊跷的是，中国需求的暴增立刻“引发”了国际铁矿石价格暴涨。当时，国际铁矿石交易采用的是长协定价机制，也就是铁矿石供需双方通过谈判来确定当年的统一价格;而由于日本在三大矿山有着不小的股权，他们与澳大利亚等国的谈判定价直接左右着亚太地区的铁矿石价格，中国钢企只能被动接受。

2005年，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新日铁与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商巴西淡水河谷单方达成协议——将当年的铁矿石价格涨幅确定为71.5%。对此，宝钢等中国企业反应强烈，认为“这个涨幅超出了钢铁业能承受的范围”，因为如果参照当年的进口量，当年我国进口铁矿石成本会上升260亿元左右，占上一年全国钢业行业总利润的30—35%。但最终，由于在铁矿石价格上没有主导权，参与谈判的宝钢不得不接受了铁矿石涨价71.5%的结果。

中国钢企高价买铁矿石的同时，日本钢铁企业能在铁矿石的价格上涨中“旱涝保收”，甚至成为铁矿石涨价的受益者。以力拓公司的罗布和矿山为例，力拓、三井物产、新日铁和住友金属分别占了53%、33%、10.5%和3.5%的权益;而该矿2010年的铁矿石产量为3200万吨，中国钢铁厂商买走大约二分之一(按照长协矿价)，日本钢企拿走四分之一(这部分权益矿不涨价)。

这些年来，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山坐地起价、中国钢企利润被侵蚀，国内媒体对此口诛笔伐的同时，少有人知道的是，日本在这个过程中在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哄抬价格。但无论如何，与对方结为利益共同体，才能获取最大的主动，这一国际贸易中的金科玉律日本显然理解得更深，而年轻的中国钢企又让日本人“上了一课”。

不过，我们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这些年来，中国企业开始向上游进军，夺取铁矿石贸易的话语权，在中铝入股力拓9.3%股权、湖南华菱钢铁入股FMG、五矿收购澳大利亚OZ……更重要的是，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了铁矿石期货，近期还积极引入了境外交易者，意味着全球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将真正获得对进口铁矿石的定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