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澳大利亚迎来新总理——工党党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宣誓就职。阿尔巴尼斯对可再生能源态度积极，承诺要将澳大利亚打造成“可再生能源超级大国”。在能源国际合作方面，无论是传统能源（如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还是可再生能源领域（尤其是光伏产业），澳大利亚和中国都有很多合作机会。

大选与能源政策的关系

澳大利亚的能源和气候政策是由其国内的政治格局决定的。澳大利亚上一任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其政府是自由党和国家党的联合体，国家党原名乡村党，扎根于农村，代表着农民的利益。澳大利亚农民在气候变化方面比较谨慎，因为澳大利亚是农业大国，农业本身会产生很多排放。澳大利亚的农民很担心如果对整个碳排放进行严格限制，会推高农产品的成本，从而影响澳大利亚农业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党是坚决反对激进的气候政策，而自由党需要和国家党长期合作执政，不可能制定更激进的政策。

在澳大利亚上一次大选中，两党在关于《巴黎协定》框架下2030年减排目标上差异巨大：自由党提出到2030年减排比2005年减少26%，而工党提出了45%的激进减排目标，并且要到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自由党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到23.5%，工党提出的目标是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到50%；在电动汽车推广方面，工党提出2030年电动汽车普及率达到50%，并承诺建立2亿元的基金进行配套基础设施投资。此外，在对待煤电退出的态度上，执政的自由党态更多是从确保能源供给稳定和可负担性的角度论述，而工党则明确认为，当时75%的火电机组超龄服役，面临着不可避免的退出与转型问题。

工党激进的能源转型政策让传统上支持他们的煤矿工人转向支持自由党联盟，导致工党在2019年大选中惜败。本次大选，工党汲取了上次的教训，在能源转型政策上不像绿党或者一些独立候选人那么极端，提供了一个中庸选择。

在这两次联邦大选之前，能源政策在2018年也左右了一次澳大利亚的大选结果。2018年，斯科特·莫里森就是以前总理谭宝提出的“国家能源保证计划”引起党内纷争，成功挑战了其党魁地位，并取代其走上了总理之位。可以预计，未来相当长时间，能源转型政策将是澳大利亚政治新的焦点。

工党大幅提高减排目标

在上一次大选中，工党在昆士兰州的得票率只有27%，是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与昆州的阿达泥（Adani）煤矿项目高度相关。这是一个年产6000万吨、投资20亿澳元的大型项目。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许多煤矿工人历来支持工党，但是在那次选举中，工党迟迟没有表态是否支持该项目，许多煤矿工人认为工党的政策于他们不利，于是工党流失了很多选票。

本次联邦大选，工党不再纠结煤矿项目，其他方面的气候政策和3年前差不多。工党将现政府承诺的2030年相对于2005的减排目标从26%~28%，调整到43%，并且在新能源发电问题上提出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到2030年达到82%，承诺投资200亿澳币进行电网改造，并提出设立30亿澳币基金发展氢能相关产业（自由党的承诺是1.4亿澳币）。

此一时彼一时。工党3年后坚持的能源转型目标，刚好顺应了民意的变化。近3年来，澳大利亚面临着多次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比如，2019年底的森林大火，以及最近两年多处发生的严重水灾，让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认识更加深刻，呼吁政府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承诺的声音越来越高。

中澳能源领域合作潜力分析

澳大利亚能源转型比较大的挑战是如何处理现有储量丰富的化石能源。煤电占澳大利亚全部发电量的50%以上，在整个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煤电比例仅次于波兰。这是因为澳大利亚是全球数一数二的煤炭出口大国，背后有很多利益纠纷，所以在能源转型时，如何快速有效地降低煤电占比是大问题。就煤炭、煤电这一点来说，澳大利亚与中国可以有很多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去产能等方面的技术交流合作。

第二点是关于清洁能源的激励和发展。澳大利亚在清洁能源的技术上具备很多优势，比如太阳能光伏。光伏的很多先进技术都是澳大利亚发明的，但是澳大利亚自身在光伏制造和市场上都没有任何优势，所以就这点来说，澳大利亚的先进技术和中国的制造、研发相结合，是一个前景广阔的合作点。目前，澳大利亚很多光伏板主要由中国企业生产，水电也有很多是中国企业投资的。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可以帮助澳大利亚快速发展清洁能源，特别是现在新政府上台，能源政策会有所转变，未来在清洁能源方面会有更多需求，这对中国能源企业来说都是机遇。

疫情对能源系统冲击不大

新冠疫情对澳大利亚的能源系统影响不大。由于澳大利亚是能源生产和出口大国，在能源方面可以保证自给自足，疫情本身不会对澳大利亚能源供应安全产生实质影响。相对来说，疫情导致能源需求下降，还缓解了供应端的市场紧张局面。但澳洲的高电价确实是让人头疼的问题。澳大利亚的电价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发电价格，第二是输配电价格，其中输配电价格占零售电价50%以上。发电价格由电力市场形成，高电价主要是由于可靠的电源供应不足导致的。这些年由于气候变化政策的不确定，对煤电和气电的投资也停滞不前，在用电紧张的时候就会导致电力价格非常高。输配电环节和零售环节是分开的，输配电价格受到严格的管制，但是，如同全球各地的垄断环节一样，严格的监管不一定能够使成本控制在绝对合理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