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东北非地区（编者注：这里的“中东”是一个大中东的概念，包括了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的2019年，可以用1-5这五个阿拉伯数字来简单概括梳理一下，即一个大国，两派阵营，三场选举，四起内战，五宗示威。

一个大国：美国。

白宫在中东北非地区政策层面，继续对伊朗伊斯兰政权进行“极限施压”，但德黑兰方面及其在地区多国的代理人势力并未坐以待毙，而是针对美国无人机、海湾地区航道、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等开展报复性袭击，使“极限施压”的效果遭到重创。

特朗普总统一度放言要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但最后“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避免将美国拖入另一场必将十分惨烈的战争。作为美国长期盟友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盟国对华盛顿方面如此轻描淡写地回应伊朗袭击感到震惊和些许失望。阿联酋、沙特都低调地与伊朗进行接洽，减缓彼此间的敌对情绪，避免自身继续成为伊朗报复性军事行动的目标。

在叙利亚，特朗普总统在打击“伊斯兰国（ISIS）”的过程中背叛了库尔德盟友，严重损害了美国的信誉，这不仅帮助了土耳其，还助益了叙利亚政府以及伊朗、俄罗斯巩固在该地区的利益。

在利比亚，特朗普总统公开与Khalifa Haftar将军取得联系，但美国的官方立场仍然是承认和支持的黎波里政府。面对以色列，特朗普总统一如既往继续支持Benjamin Netanyahu的各项政治议程，如承认其对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吞并，宣称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的定居点并不是非法的，等等。

当然，美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的“一个大国”超级地位也面临挑战。俄罗斯不断巩固强化其在叙利亚的地位，并已逐步成为利比亚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同时，中国在地区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也日益增大，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长期战略，将中东与其正在建设的欧亚大陆网络连接起来。

两派阵营：随着“阿拉伯之春”后，埃及、叙利亚等传统阿拉伯强国的衰落，中东北非地区政治重心“东移”，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地区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愈发突出，这些国家间的“拉帮结派”也将本就碎片化严重的中东北非地区甚至非洲之角地区划分出阵营。

2017年6月以来的“卡塔尔断交风波”不仅分裂了海湾合作委员会（GCC），还促成了“卡塔尔-土耳其”阵营的成型，对抗围绕“利雅得-阿布扎比”轴心的多国。双方间的角力战场不仅在卡塔尔，还从埃及延伸到利比亚、摩洛哥、索马里、吉布提、苏丹等多国。

2019年12月初，外界普遍认为卡塔尔成功举行第24届“阿拉伯海湾杯”足球赛，以及随后在利雅得举行的海湾合作委员会最高理事会第40次会议，有望促成断交风波的平息，但最终并未如人们所愿。

年底前，马来西亚举行的伊斯兰国家吉隆坡峰会上，伊朗总统HassanRouhani与卡塔尔埃米尔Sheikh Tamim bin Hamad al-Thani、土耳其总统Recep Tayyip Erdogan相谈甚欢的场景，似乎暗示着德黑兰方面若即若离地“非正式”掺入后两国阵营。同时，阿联酋外长公开转发宣扬与以色列修好的文章，使该国以及沙特、巴林等国与以色列不断走近愈发成为公开的秘密。而伊朗、以色列等的加入，使得两派阵营间的关系更趋复杂。

三场选举：2019年中东北非地区最为重要的选举分别发生在土耳其、以色列和突尼斯。在土耳其，地方选举的失利对总统Recep Tayyip Erdogan来说算得上是历史性打击，因为这极有可能标志着他对土耳其政局的长期严密把控出现了裂缝，他对土耳其的统治或已缓缓进入尾声。

在以色列，同样漫长的统治似乎也出现了大变局，因为总理Benjamin Netanyahu在多轮选举后仍未能组建政府，且面临严重的刑事指控，给他本人及其领导党派的政治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突尼斯，唯一的选举亮点发生在这里。尽管仍陷于经济困境中，但突尼斯仍在继续巩固其政治民主过渡成果，选举出一位受人尊敬的宪法学教授成为该国领导人。

四起内战：分别发生在也门、利比亚、叙利亚、阿富汗，这些内战仍然正在进行中。

至2019年底，只是在也门，我们见证了Abdrabbo Mansour Hadi领导的合法政府与南部过渡委员会（STC）之间在利雅得达成了协议，虽然双方执行协议的诚意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但至少从形式上搭建起了战后权力分配的框架，而沙特政府与胡塞武装之间在阿曼等地多轮会谈也使也门国内战事显著降温。

在利比亚，Khalifa Haftar将军在俄罗斯和部分地区势力支持下，与的黎波里的利比亚合法政府对峙升级，新一轮全面内战一触即发。在叙利亚，内战仍在部分持续，任何政治解决方案都毫无踪影，特别是在美国丢弃库尔德人以及土耳其入侵叙北部地区后，叙利亚政府军得以借机开进该国东北部地区，并加强了对Idlib的攻势，但没有发动全面进攻。

在阿富汗，美国在2019年整整一年都在与塔利班进行会谈，但迄今仍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以停止这场蔓延了18年之久的战火。

五宗示威：分别发生在阿尔及利亚、苏丹、黎巴嫩、伊拉克、伊朗。

在这五宗示威中，有一宗示威产生了所谓的积极转变结果，即长期统治苏丹的总统Omar Hassan Ahmad al-Bashir被赶下台，并遭起诉，苏丹旋即与美国实现了外交关系缓和，双方再次互派大使，但喀土穆的局势，特别是在外部势力干涉下的未来走向仍存诸多变数；

有一宗示威被当局暂时镇压，这宗发生在伊朗的示威活动，其导火索是汽油价格上涨，但背后则是美国“极限施压”下对伊朗经济造成的重创给当地社会埋下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有两宗示威仍在进行中，分别发生在黎巴嫩和伊拉克，示威者都痛斥当地政府执政能力低下、贪腐横行导致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也先后导致当地政府下台，而民意进一步施压影响到了新政府的构成，短期内看不到平息的迹象；

最后一宗示威则是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当地最近完成的总统选举被部分民众视为对革命推翻前总统Abdulaziz Bouteflika的反攻倒算，因此走上街头抗议。这五宗示威虽然各自有着不同的国情背景和复杂发展轨迹，但均表明，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蔓延以来，中东北非地区以来的动荡，特别是在过去10年间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对既有政治体制和政府的不满将持续不断地通过激进手段发泄开来，这给地区国家领导人的统治构成的挑战也将延续下去，直到达成新的、稳定的社会契约关系。

2019年是动荡、危险的一年。

海湾国家：

艰难地“悬崖勒马”

2019年，海湾阿拉伯国家一度处于与伊朗冲突公开爆发的边缘，但是在最后的关键时刻退让了。

伊朗采取一系列挑衅性举动以反击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成功迫使其在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 - 沙特和阿联酋 - 重新思考开战的潜在代价并因此转向外交渠道沟通。特朗普总统本人也明确表示，更愿与伊朗对话而不是与其开战，这无疑使海湾国家更加确信，与伊朗军事对抗决不是明智的策略。

在与伊朗的潜在军事冲突风险中抽身而出，是沙特领导人在过去数个月时间内采取的一系列战略调整的具体体现。这种调整旨在修正和消除其外交和安全政策中的问题。或许是认识到王储Muhammad bin Salman上位后的激进政策难以取得理想结果，沙特高层逐渐收缩战线，特别是在年底前促成也门政府与南部过渡委员会（STC）签署协定，并与胡塞武装多次开展直接对话谈判，表现出其尽快从也门战事泥潭中脱身的强烈意愿。

除也门外，利雅得方面似乎还在想方设法缓解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与卡塔尔间的外交争端。遗憾的是，尽管萨勒曼国王手书了邀请函，但卡塔尔埃米尔Sheikh Tamim bin Hamad al-Thani在吊足了外界胃口后，依然在最后一刻放弃前往利雅得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峰会。积极的一面是，沙特与卡塔尔自今年10月以来进行了多次“破冰”接触，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沙特的盟友 - 阿联酋 - 怎么看？因为阿联酋在与卡塔尔和解这个问题上，其立场远比沙特、巴林更为强硬。

2019年底前，发生在Pensacola海军基地的枪击事件，在美国国内再次引发了关于美国-沙特关系的激烈辩论。近期，沙特在缺乏透明性的情况下，宣判5人死刑试图为Jamal Khashoggi遇害案盖棺定论，同样引发美方高度关切。除了沙特以外，阿联酋的实际统治者 - 阿布扎比王储Sheikh Mohammed bin Zayed al-Nahyan在2019年间成为美国媒体批判的焦点所在，他本人与沙特王储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也因两国战略利益出现分歧而渐趋微妙。

海湾阿拉伯国家虽然都在推进经济多元化改革，但其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仍是来自于国际油价的波动对各自财政状况的影响。无论是巴林、阿曼，还是沙特、阿联酋，其财政均不如以往那般宽裕，因此竭尽全力开源节流：加征增值税和消费税、出售国企股份、引入PPP机制、售卖长期居留权等，包括他们推行愈发排外的用工本地化政策等。

相较于经济方面的风险，这些国家面临的更大风险来自于王位的传承。阿曼苏丹Qaboos bin Said似乎已经油尽灯枯，除卡塔尔外，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巴林等国的领导人同样都是高龄老人，在未来数年内可能都将面临接班的问题。

伊朗：

经济困境与铁腕镇压

对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来说，2019年是极其艰难的一年。

美国“极限施压”对伊朗社会的影响逐步显现，并最终引发了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及随之而来最严酷的镇压。在这次全国范围的示威游行中，德黑兰以外地区有近300名示威者遇害。

伊朗政府的严酷镇压恰恰说明该政权处于一种恐慌状态。因为各种迹象都显示出，伊斯兰政权正在失去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同时，由于该国石油出口位于创记录的历史低点，以往安抚社会各阶层的撒钱模式也已不可持续。

随着预算赤字规模扩大，对政权不满的人群不仅包括了愤怒的工人和教师，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退休人群和年轻的在校学生。伊朗高层已经意识到2019年内可能爆发的街头示威游行，并为此制定了应对预案。所以，当示威真的发生后，当政者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暴力手段加以镇压。

在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的主导下，安全部门在7天之内杀害的示威者人数远远高于2009年镇压抗议期间杀死的人数，但后者持续的时间长达7个月之久。在这场血腥镇压期间，所谓的温和派与强硬派之间并没有什么立场差异。几乎所有当政者，无论其从属于哪一派别，都高度统一地支持对示威游行进行铁腕镇压。这撕下了改革派的伪装。

2019年发生的一切证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可能进行和完成自我革命。然而，尽管愤懑言论震天，流亡在外的伊朗反对派仍然不争气地支离破碎，仍然无法就伊朗的未来发展蓝图达成基本共识。

在外交政策领域，德黑兰方面继续将自身至于2015年《伊核全面协议（JCPOA）》划定的框架之内，但它正在逐步加速解绑束缚自身的核承诺。伊朗之所以选择继续保留该协议，最主要的原因是该国别无选择。毫无疑问的是，伊朗希望将欧盟拉到自己一边，欧盟也的确作出了某些看似倾向于伊朗的表态，但当美国通过单边“长臂管辖”实质上对伊朗出手后，欧盟各成员国纷纷跟进，迅速中断了与伊朗的经贸合作。

不仅仅是特朗普政府在寻求与伊朗对话，德黑兰方面也一直在寻找与美国直接谈判的合适时机。正如该国总统Hassan Rouhani所言，对话绝不是做做样子，而是要达成一项真正的、可持续的交易，前提是要解除对伊朗的残酷制裁。

事实证明，这一对话无法在2019年实现。但处于“极限施压”之下的伊朗是脆弱的，这给了华盛顿方面一定的主动权。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协议不会有助于伊朗政府重新赢得民心，但会为其赢得喘息之机。

伊拉克：

抗议、政治与权斗

在即将结束的2019年，伊拉克的政治秩序正面临2003年以来的最严峻挑战。

始于10月初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其最终诉求不再是要通过相关政党间的协商改革政治秩序，而是将矛头指向了2003年后形成的以教派配额制（Sectarian Quota System）为表征的宗派主义权力分享体系。该体系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留下的政治遗产。

在抗议活动中，长期倍受伊拉克民众尊重的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Ali al-Sistani也没能免于抗议者的批评。抗议者指责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650名抗议者因政府镇压死亡、数千人受伤一事表态。抗议者提出的改革路线图主要集中在迫使现任总理下台，要求提名任命新总理并组建技术官僚为主的内阁，还要求制定新选举法并提前大选。与2015年萨德尔派挑起的抗议活动不同，2019年发生在伊拉克境内的持续不断抗议活动，并不为某个或某几个政党所主导，而是跨党派、跨宗派的，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最新的结果是，总理Adel Abdul-Mahdi、总统Barham Salih相继辞职。

2019年，“伊斯兰国（ISIS）”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重新巩固和扩大其在伊拉克的存在，并重组其组织架构和军事指挥体系。如今，该组织的势力主要活跃于伊拉克北部地区，在库尔德武装和伊拉克军队间的真空地带游走。

同时也要看到，巴格达与埃尔比勒之间的关系实现了突破性改善。双方之间通过谈判促成了一项“石油换预算”的协议。根据该协议，库尔德地区自治政府每天向巴格达上缴25万桶原油，换取联邦政府拨付一定比例的财政预算。该协议于11月27日达成并对外公布，但仅仅两天后，一直与埃尔比勒方面保持紧密联系的总理Adel Abdul-Mahdi宣布辞职。

鉴于巴格达的政治动荡，这一“石油换预算”协议未来能否顺利实施尚存疑问。此外，由于库尔德地区自治政府有一笔棘手的170亿美元债务难于处理，埃尔比勒濒临经济崩溃的现状也给该协议的实施带去诸多不确定性。

在国家安全方面，伊拉克政府未能成功控制与伊朗有密切联系的民兵武装。据统计，不受中央政府节制的民兵武装大概仍有7、8支之多，他们与伊拉克安全部队平行存在。巴格达方面曾发布行政指令，要求这些民兵武装归于伊拉克安全部队收编并上缴武器，但民兵武装对此全无理会。

对于这些民兵武装，抗议者指责其是参与了暴力镇压行动。更多的伊拉克人认为，伊朗正借助这些民兵武装及其他软、硬实力来影响和控制伊拉克国内的政治决策过程。因此，这些民兵武装应当为伊朗在伊拉克当地的政治资本受损承担部分责任。随着更多与伊朗有关联的政治和军事团体发动更多暴力活动打压抗议者，德黑兰方面在伊拉克民众，特别是在占人口大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民众中的形象和地位持续受到负面影响。

在外交方面，伊拉克政府在2019年间始终致力于带领该国重新融入阿拉伯国家大家庭。如今已辞职的总理Adel Abdul-Mahdi于2019年3月首次出访，前往开罗出席与埃及、约旦领导人间的三方首脑会议，讨论加强彼此间经济合作。4月，该国与沙特签署13项合作文件，加强两国在安全、贸易、能源等方面合作。利雅得方面承诺投资10亿美元用于伊拉克重建。虽然手笔很大，但包括沙特在内的诸多阿拉伯国家，在伊拉克国内的权力斗争中依然处于边缘地带。

也门：

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

2019年间，也门的非国家行为体十分灵活地利用军事和谈判相结合的手段，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该国北部地区，胡塞武装在伊朗支持下，于2014年将Abdrabbo Mansour Hadi领导的政府赶出萨那，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不断扩大。胡塞武装势力范围的扩大，事实上是围绕荷台达港停火协议的缺陷所造成的结果。该停火协议没能有效约束胡塞武装的行动，导致后者即便违反协议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在该国南部地区，也门政府同样面临新的挑战，由阿联酋支持的南部过渡委员会（STC）及其他地方政治势力，由于政府无法给当地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和公共服务而日益表现出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

整个2019年，联合国居中斡旋于2018年12月推动达成的《斯德哥尔摩协定》未能达到外界预期。为了维持该协议得以继续存活，缔结协议的各方对胡塞武装的各种违规和半违规行为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例如，胡塞武装从未切实将荷台达港的管理权移交给第三方，他们还拒绝解除对也门第三大城市Taiz的封锁。胡塞武装往往不按常理出牌，在交换战俘的问题上坚持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而非联合国建议的时间节点，去推进与也门、沙特两国政府间的交易。总的来看，胡塞武装最大程度上利用《斯德哥尔摩协定》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也门的地位，夯实了自己的控制力。

另一方面，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境内目标的袭击频率，袭击范围也从南部机场扩大至东部的石油设施。2019年下半年，阿联酋政府宣布从也门撤军，有分析认为这是该国在胡塞武装威胁对其发动无人机袭击后，出于安全和经济方面的考虑作出了该决定。

如果不是严重的政策失误导致应对也门问题不力，胡塞武装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当地的统治力和对地区安全的威胁程度本不会达到现今的程度。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军事行动不断扩张，能够对政府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控制地区发起袭击。2019年1月和8月，胡塞武装通过无人机对也门南部地区发动了两起袭击，目标均是该地区的领导人。该组织之所以急于进入亚丁湾地带，就是为了提升其对国际航道安全的威胁。

胡塞武装在也门地位的巩固也得益于沙特的“助攻”。正是利雅得方面对也门境内民用目标的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使更多当地人对反沙特的胡塞武装抱以同情和支持的态度。进入2019年后，沙特对也门的空袭频率有所降低，但仍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公愤。为此，国际社会不断呼吁停止对沙特的军售，施压其尽早结束在也门的军事行动。

在也门南部地区，沙特领导人成功促成也门政府与南部过渡委员会达成协议。虽然该协议存在诸多缺陷，但成功避免了另一场内战的爆发。似乎，沙特人从这次斡旋中感悟到了处理也门问题的新思路，开始与胡塞武装进行接洽和谈判。沙特国防副大臣Khalid bin Salman高调访问马斯喀特，即向外界展示了这种姿态。

总体而言，也门国内武装冲突的激烈程度有希望取得一定程度的缓和，但能否维持长期稳定、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能否有效缓解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美国对伊朗的态度、伊朗与胡塞武装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其他也门国内、海湾地区乃至国际局势等，都将对也门问题的下一步走向产生影响。沙特、阿联酋也将继续重新审视自己在也门问题中的角色定位。

土耳其：

与美国的艰难一年

对于土耳其和美国来说，2019年又是艰难的一年。

两件事使伊斯坦布尔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尽管美国连续数月向土耳其施压并以制裁相威胁，但后者仍坚持在今年7月接收了来自俄罗斯的首批S-400导弹防御系统设备。作为回应，美国将土耳其“扔”出了F-35隐形战机客户名单。

作为最大采购客户之一，土耳其原计划购买100架F-35隐形战机。同时，该国还于2002年加入了F-35隐形战机合作开发项目，参与了这款战机的生产，负责生产飞机上的约900个部件。

S-400反导系统设计之初就是针对北约（NATO）盟国的战机，该系统的交付标志着土耳其与美国数十年间双边关系的最严重撕裂。火上浇油的是，华盛顿方面本就对俄罗斯日益扩张的地区影响力而感到担忧。美方高层中很多人认为，俄罗斯将S-400反导系统出售给土耳其这个北约盟国，是莫斯科方面破坏美国对地区主导力的最新表现。

在俄罗斯向土耳其交付S-400反导系统后，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加大了向特朗普总统施压力度，希迫使其根据2017年通过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AATSA）》对与俄罗斯进行军火交易的土耳其加以制裁。但是，特朗普政府并没有理会。

但土耳其随后对叙利亚东北部的军事入侵，使得白宫试图阻止国会施加制裁的努力陷入窘境。为了向国会证明自己并非土耳其的保护伞，特朗普签发行政令，对3名土耳其官员和2个内阁部委施以惩罚。同时，特朗普总统还宣布，重新向土耳其钢铁加征50%关税，并中止与土耳其的贸易谈判。当副总统Mike Pence率团访问土耳其，与该国商定停火后，制裁得以被解除。

美国国会并不会允许安卡拉方面轻易摆脱困境。在白宫的要求下，共和党参议员曾成功阻止了两名参议员Bob Menendez和Ted Cruz联名提交的一项提案，但参议院仍在前不久全票通过一项决议草案，正式承认土耳其曾对亚美尼亚人展开种族灭绝。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还投票赞成对土耳其实施制裁，理由是该国在叙利亚北部发起军事行动，还购买了俄罗斯的S-400反导系统。

对此，土耳其总统Recep Tayyip Erdogan反应极为强烈，威胁要关闭部署有美军核弹头的Incirlik空军基地，以及Kurecik雷达基地。如果土耳其领导人一意孤行，那么美方将有更多声音呼吁撤回美军核弹头，而这也将标志着土耳其与西方国家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再次进入冰封期。

2019年就要过去了，土耳其与美国间的关系仍像以往一样复杂，在未来也无法很快得以解决。

利比亚：

深陷内战泥沼

利比亚军事强人Khalifa Haftar在今年4月4日发动对民族团结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Accord, GNA）领导的政府军发动攻势，内战成为了利比亚2019年的“主旋律”，其他所有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

旷日持久的内战已造成数千名利比亚人丧生，20余万人流离失所。对于这场已持续8个月之久的内战，外界依然看不到短期内结束的可能性。

联合国方面原本希望召集利比亚国内各方举行全国会议，商谈政治解决分歧的方案，包括石油收入的分配、举行2014年6月后首次大选等。Khalifa Haftar挑起的内战终结了这一努力。内战的爆发加速演变成了一场代理人战争。

截至2019年底，出现在利比亚土地上的外国军事力量包括：俄罗斯的600-800名军事人员、阿联酋的无人机、法国的特种部队、埃及的军事装备，这些军事力量是Khalifa Haftar敢于挑起内战的底气所在。而在民族团结政府一边，土耳其的军事支持力度日益加大，来自乍得、苏丹的军事人员也出现在政府军中，只不过来自后两国的军事人员，其忠诚度尚待检验。无论是哪一方，他们都在2019年犯下了攻击机场、医院、居民区等战争罪行，并公然违反联合国的武器禁运规定。

在东部地区，Khalifa Haftar残酷镇压当地反对者，建立自己的军事独裁政权。同时，其他各种民兵组织在利比亚西部、南部等地区的冲突依然不断。无论是成规模的军阀，还是小规模的民兵组织，在利比亚全国各地都肆无忌惮地从事法外处决、酷刑虐待、绑架勒索等违法行为。

更为严重的是，在美国和利比亚合力驱逐伊斯兰国（ISIS）后不到3年时间，黑旗的势力就借当地内战引发的混乱局势而卷土重来。

利比亚的油气资源十分丰富，这也增加了各方达成权力分享协议的难度。但是，困难归困难，并不意味着绝对不可能。

在2019年即将结束之际，解决利比亚问题的关键是，站在内战对立双方后面的外国势力能否重新审视他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能否放弃军事手段转而施压对战双方通过妥协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如果没有这种转变，利比亚局势将随着内战规模的升级而更加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