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全球关键金属矿产资源国在新一轮资源博弈，特别是在关键矿产博弈中主要采取提高矿产特许权使用费率和税率、停止或重新谈判现有采矿合同、国有化、禁止出口等多种措施，这将限制矿业的投资和产能增长、助推资源价格上涨、加剧资源博弈争夺、加大资源供应不确定风险。

近来，受新冠肺炎疫情、供应受限、碳达峰与碳中和行动、美联储极度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叠加影响，全球矿产资源的供需不平衡矛盾突出，特别是与电动汽车电池相关的关键金属供给严重短缺，导致国际矿产资源价格大幅飙升，部分商品价格甚至创历史新高。关键金属矿产的供应短缺和价格大幅上涨引发了新一轮资源博弈。资源国采取提高特许权使用费和税收、重新谈判合同、国有化、禁止出口等重商主义政策，以实现其强化资源主权、控制资源流向、提升资源价值的目标。作为矿产资源的最大进口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国，中国需要全面评估新一轮资源博弈对自身资源供应安全的影响，并提出科学的应对策略。

01、近年资源国关键矿产博弈的新动向

一是提高税率或特许权使用费率。提高矿产资源的特许权使用费率和税率是资源国在关键矿产博弈中采取的最为常用的措施。近年来，许多非洲国家出于增加矿业税收和特许权使用费的考虑对本国矿业法进行了修订。这些国家主要包括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刚果（金）、加蓬、几内亚、科特迪瓦、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里、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大多数新矿业法通过设置额外税种和提高税率等方式显著增加了投资者的税收负担。具体而言，矿企须支付的税收和费用种类主要有：授予或更新采矿权的固定费用、年度地表特许权费（视采矿权面积而有所不同）、比例特许权使用费、对地方发展基金的特别捐款（金额基于扣除税收后的月度营业额）、矿权转让资本利得税以及出口特许权使用费。一些国家的矿业法还制定了新的税种：对超额利润征收的特别税；矿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情形下累进的特许权使用费；对直接或间接转让采矿权产生的资本收益征税；对非居民实体提供服务产生的收入征收所得税；投资者对当地发展基金的强制性捐款；对来料加工和生产征收所得税。若矿业公司不支付这些新的税种，政府可撤回其采矿权。

赞比亚政府于2019年初提高了铜矿的特许权使用费，公布了修订征收增值税的计划，并对贵重矿产征收15%的出口税。同时，赞比亚政府考虑全面改革矿业税制，以使其能有效审计矿业公司报告的利润，并能要求矿企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南非对煤炭和铂金行业的超额利润征收50%的暴利税，对探矿权出让征收50%的利得税。加纳政府考虑提高矿业的税收和特许权使用费，对钻石和黄金行业征收35%的公司所得税，对超额利润征收10%的暴利税。2021年5月，马达加斯加将基本金属、黄金和白银的特许权使用费率从2%提高到4%，将原始宝石特许权使用费率提高至8%，且必须将20%的矿产量上交政府。

刚果（金）在钴资源上的主导地位为其提高财政收入提供了相当大的回旋空间。2018年，刚果（金）政府制定了新矿业法，将资源税率由净销售收入的2%提高至毛销售收入的3.5%，将钴等战略性资源的税率提高至毛销售收入的10%，对意外暴利额外征收50%的税，并在全球需求旺盛时提高战略性资源的特许权使用费，要求刚果（金）公民持有矿业公司10%的干股。

坦桑尼亚是在关键矿产博弈上表现得较为激进的国家之一。2017年，坦桑尼亚对矿业法作了全面修订，赋予政府重新谈判该国议会认为“不合情理”合同条款的权力，提高政府在矿企中的股权占比，增加矿企应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2018年，坦桑尼亚实施了新矿业法，要求政府持有采矿项目16%的股权，提高了黄金、铜、白银、铂金、铀等矿产品出口的特许权使用费。

非洲资源国增加矿业税费的行为引起了国际矿业公司的反抗。第一量子矿业公司（First Quantum）与赞比亚和毛里塔尼亚因特许权使用费、税收的争议就进入了国际仲裁程序。嘉能可等大型矿企与刚果（金）、坦桑尼亚就提高特许权使用费率、修改矿业法律发生严重冲突。

作为铜矿资源大国，智利、秘鲁通过增加矿业税收来提高政府收入。2021年5月，智利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对铜和锂征收新的特许权使用费率，基本费率为3%。同时，智利对铜征收暴利税，当铜价格介于每磅2美元到2.5美元的区间时，暴利税边际税率为15%；当铜价格超过每磅4美元时，对额外收益征收75%的暴利税。如果铜、锂的年销售量分别超过1.2万吨、5万吨，矿业公司的税收负担可能达82%，大幅提高了40.3个百分点。在智利北部运营铜矿的美国矿业巨头麦克莫兰自由港公司明确表示反对。加拿大伦丁（Lundin）矿业公司表示重新考虑在智利6亿美元的坎德拉里亚（Candelaria）铜矿项目，并增加对矿业开放度较高的阿根廷的投资。受智利的启发，秘鲁左翼政府计划于2021年6月增加矿业税收，并将增加的税收用于社会福利支出。

亚太国家也对采矿业提出新的财政要求。巴西联邦政府正在考虑提高采矿业税率。巴西北部的帕拉州于2021年4月提高了铁矿石、铜、锰和镍的税率。2021年6月，美国内华达州通过一项议案，对销售收入在2000万美元到1.5亿美元之间的黄金和白银矿商征收0.75%的消费税，对高于1.5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征收1.1%的消费税。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对铁矿石、镍、煤等矿产资源实行租金税，已批准对开采铁矿石和煤炭获得的利润征收30%的税。俄罗斯、加拿大等重要资源国也加强战略资源管控，大幅提升矿业税费。

一些国家强化了税收执法力度。2020年，赞比亚矿产部门官员开始在矿场采集样本，防止矿企故意提交低品位样品或低报产量以减少税收。2021年5月，刚果（金）政府宣布将取缔漏缴税款的矿业公司。加纳对非法采矿特别是非法开采黄金的活动进行严厉打击，要求矿企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

二是征收或资产国有化。资产国有化或征收是资源国在关键矿产资源博弈中采取的极端措施。2019年5月，赞比亚政府以非法减产和解雇工人为由，宣布印度韦丹塔（Vedanta）资源公司违反了许可证条款，任命清算人接管其控制的康克拉（Konkola）铜矿资产，准备寻找新的投资者。赞比亚政府与韦丹塔资源公司长期积怨，在电费、工资、税费等问题上分歧较大。韦丹塔资源公司向南非法院提出仲裁，南非法院裁决要求赞比亚政府停止清算。2020年4月，赞比亚政府威胁吊销嘉能可运营的莫帕尼(Mopani)铜矿的牌照。这凸显出赞比亚政府希望加强对战略矿业资产控制的政策意图。

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于2021年对加拿大森特拉黄金公司（Centerra）的旗舰项目库姆托尔（Kumtor）金矿实行直接征收。2021年9月，森特拉黄金公司以强制征收违反已批准的采矿计划并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为由，向国际仲裁法庭起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和库姆托尔金矿的股东。

锂的供应短缺和价格暴涨给智利、玻利维亚、墨西哥等锂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带来了增加出口和财政收入的契机。“锂三角”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三国已讨论建立锂联盟的可行性。智利政府计划筹建国有锂业公司，对锂矿实行国有化。2022年2月，智利宪法委员会批准了一项可能导致铜矿和锂矿国有化的议案。不过，这一激进议案距颁布实施还有数个程序。2021年9月，墨西哥通过一项议案，将电力部门控制权移交给国家，扭转了墨西哥2013年能源改革方案中向私人投资开放的内容。2022年4月，墨西哥参议院通过一项矿业法案，确认国家对锂矿开采的控制，赋予国有企业享有锂矿开采的优先地位。墨西哥总统洛佩斯表示，锂与石油一样属于国家战略资源，限制私人资本进入锂开采行业，考虑将本国锂供应国有化。

三是重新谈判或停止已有合同。审查已有采矿合同是资源国在关键矿产博弈中的一种通行做法。2018年8月，印度尼西亚政府与麦克莫兰自由港公司、力拓（Rio Tinto）矿业集团经过一年多谈判后达成协议，麦克莫兰自由港公司放弃对全球第二大铜矿——戈拉斯伯格（Grasberg）铜、金矿的多数股权，印尼国有企业——印尼阿萨汉铝业（Asahan）获得了51%的股份。这显著强化了印尼政府对该国矿业资源的控制权。2019年10月，塞拉利昂取消了金属贸易公司杰拉德集团（Gerald Grop）的铁矿石开采许可证，且立即生效，而杰拉德集团要求塞拉利昂政府赔偿5亿多美元。马里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两国政府均寻求审查现有的采矿合同以增加矿业收入。坦桑尼亚的《2018年矿业监管条例》要求本土企业至少持有矿业公司51%的股权，跨国公司必须要与当地企业合作。在受到较大阻力后，坦桑尼亚2019年在修订矿业监管条例时将本土企业持有矿业公司的股权下限放宽至20%。

2020年4月，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不批准紫金矿业与巴理克（Barrick）黄金公司所持波格拉（Porgera）金矿特别采矿权延期20年的申请，理由是该国调整自然资源开采管理方式以及该矿对当地社会和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波格拉金矿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二大矿山，经营期达30年，2019年产量达25万盎司黄金，占巴布亚新几内亚黄金出口的10%。紫金矿业表示将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同时，积极寻求合法、合理的解决方案，而巴理克黄金公司声明不接受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以收购资产为目的的谈判。

2022年1月，迫于环保抗议压力，塞尔维亚政府撤销了力拓（Rio Tinto）矿业集团的亚达尔（Jadar）锂矿项目，并吊销其锂矿勘探许可证。亚达尔锂矿项目合同金额24亿美元，按照规划，在满产状态下，该矿每年可生产5.8万吨“电池级”精炼碳酸锂，使其成为欧洲产量最大的锂矿。此外，该项目还将出产硼酸盐，用于生产太阳能板和风电机组。环保抗议者认为勘探开采矿石会增加环境污染，反对政府与力拓矿业集团合作，扬言封锁全国主要高速公路。

2022年2月，墨西哥政府计划不再向私营公司颁发锂勘探和采矿许可证，很可能不再允许外国企业开发锂矿，即使其已获得了采矿特许权。墨西哥总统洛佩斯表示，如果外资锂矿企业满足某些条件，将被允许继续经营，但他怀疑大多数公司是否会继续有资格。目前，墨西哥前几届政府已授出8张锂勘探许可证，包括被中国赣锋锂业收购的英国巴卡诺拉（Bacanora）锂业的索诺拉（Sorona）锂矿项目。索诺拉锂矿项目碳酸锂资源储备量达880万吨，每年允许开采3.5万吨，足够开采250年，94%的权益由赣锋锂业持有。墨西哥总统洛佩斯严厉批评该国联邦经济竞争委员会早些时候批准赣锋锂业的收购要约，质疑其“危害国家锂资源”，公开呼吁对其展开调查。显然，赣锋锂业的索诺拉锂矿项目面临着较大不确定性。

四是出口限制或禁止出口。为发展矿产资源加工业、吸引外资进入矿产行业、增加就业机会、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和出口收入，矿业大国印度尼西亚近年来陆续禁止多种原矿出口，并要求金属矿产必须在国内完成高附加值工序后才能出口。2018 年，印尼要求以精炼形式出口锡矿，锡含量至少为95%。2020年，印尼禁止镍矿石出口并计划发展本国精炼镍行业，以吸引外资对电动汽车电池制造的投资。2021年11月，印尼总统佐科重申计划停止所有大宗商品原材料的出口，在2022年停止铝土矿出口，2023年停止铜出口，2024年停止锡出口。在2021年冬季全球能源供应短缺时期，印尼曾暂停了煤炭出口以保障其国内能源供应安全。此举受到印尼的煤炭出口企业和主要煤炭进口国的抱怨。

印尼禁止原矿出口政策产生了示范效应。2020年，坦桑尼亚也宣布禁止出口黄金原矿，黄金必须精炼后再出口。2021年11月，菲律宾矿产和地球科学局提议推动逐步限制原矿出口的政策，为该国采矿业的矿物加工和增值铺平道路。缅甸也有可能效仿印尼对重稀土的出口实行限制。

02、资源国关键矿产博弈的动因

第一，能源资源价格大幅上涨。全球经济活动超预期复苏导致能源资源类大宗商品需求快速增长，而大宗商品供给受制于新冠肺炎疫情、供应链和运输链不畅、碳中和、欧佩克+减产协议以及前期投资低迷等因素而增速缓慢，叠加欧美扩张性财政货币刺激政策，特别是乌克兰危机这一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持续性快速上涨，绝对价位接近或超过2011年4月大宗商品超级周期时的峰值水平。与2019年末的价格水平相比，2022年3月的能源、金属的价格指数分别上涨了1.09倍、0.82倍。其中，原油、天然气的价格分别上涨了0.77倍、3.87倍；铝、铁矿石、铜、锌的价格分别上涨了0.97倍、0.64倍、0.68倍、0.74倍；与电动汽车电池相关的锂、镍价格则分别上涨了9倍、1.45倍。价格飙涨在促进矿业公司盈利显著改善和矿产资源价值升值的同时，也会引发资源国政府的高度关注。资源国的财政收入和出口收入通常高度依赖矿业，金属矿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收入创造效应，将强化政府提高矿业税收或控制国内矿产资源的激励。

第二，绿色能源关键金属矿产的供给持续短缺。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的推进与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导致新能源关键金属的需求持续强劲增长，而其供给增长受限，供需缺口将长期存在，引发新一轮全球资源博弈。与化石能源发电相比，光伏、风电和电动汽车需要更多的金属矿产。电池需要锂、镍、钴、锰、石墨，风力发电机和电动汽车需要稀土永磁材料，电网需要铜和铝。电动汽车的金属消费量是燃油汽车的6倍，陆上风力发电站的金属需求量是天然气发电站的10倍。可再生能源行业扩张将会推动铜、锂、镍、钴、锰、稀土等金属需求出现结构性增长。国际能源署预测，2040年的关键金属矿产的需求量将比2020年增长6倍，其中锂需求将增长40多倍，石墨、钴和镍的需求约增长20-25倍，铜的需求将增加数倍。然而，关键金属矿产的供给因集中度高、投产期长（16年）、资源质量下降、环境标准趋严和气候风险上升等因素的掣阻而难以快速增长，必然导致供给短缺。鉴于关键金属矿产资源供应垄断程度高于油气，未来能源地缘政治焦点可能由油气转移至锂、铜等金属上，关键金属矿产的潜在供应风险将会凸显。

第三，资源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资源国经济下滑严重，而公共卫生和社会救济支出大幅上升，致使其财政赤字增加，公共债务规模快速攀升，加大资源国提高矿业部门税费收入的激励与压力。根据IMF公布的数据，新兴经济体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由2019年的4.6%大幅升至2020年的9.3%，2021年虽回落至5.3%，但明显高于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其中，拉美国家、中东北非国家、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赤字率先由2019年的4.1%、2.9%、3.5%升至2020年的8.8%、8.0%、5.1%，后降至2021年的4.5%、3.1%、4.9%。新兴经济体财政赤字的增加导致其公共债务余额占GDP的比率由2019年的54.6%攀升至2020年的64.9%和2021年的66.1%。其中，拉美国家、中东北非国家的公共债务比率先分别由2019年的68.4%、44.4%大幅升至2020年的77.8%、53.8%，后回落至2021年的72.4%、52.6%，而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债务比率则由2019年的43.6% 升至2020年的49.5%和2021年的49.8%。

第四，发展中资源国从资源开发中受益偏少。矿产资源开发收益在跨国公司与发展中资源国之间的分配不平衡，资源国获益较少，是引发资源国关键矿产博弈的一个重要诱因。非洲国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由于缺乏资本、技术和技能，非洲资源国前些年曾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来吸引外资，但在就业岗位创造、技术转让、扶贫和经济增长方面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外国投资者成为主要的受益者，却将环境破坏的后果留给东道国。目前，在非洲精英阶层中日益形成一种共识，强调外国技术、管理和经验的当地化，试图逐步把管理权由外国公司转移到本土企业，寻求夺回资源自主控制权。

03、资源国关键矿产博弈所产生的影响

其一，限制矿产资源的投资和产能，加剧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资源国关键矿产博弈会对矿业投资和产能的稳定增长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一是提高特许权使用费率和税率、重新审查和谈判已有合同，会推高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的成本，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收益构成严重负面影响，严重挫伤外国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外资企业可能会推迟或调整已有投资决策，不利于资源行业的投资稳定和吸引外资，不利于矿产品产量的上升；二是限制私人资本和外资进入矿业，提高矿业投资门槛，不利于矿业的投资和产能稳定；三是强制征收外资矿业权益资产并实行国有化经营，会显著降低资源国矿业的勘探、开采和经营效率。这显然会加剧矿产品的供给短缺矛盾，特别是对与新能源相关的关键金属而言，会助推矿产品价格的进一步攀升，从而形成资源博弈和大宗商品价格之间的正向螺旋。资源博弈通过限制投资成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子推手，反过来较高的资源价格又进一步强化资源博弈。

其二，强化关键金属矿产领域的大国博弈，增大地缘政治风险。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新一轮资源博弈兴起加剧了对关键金属资源的争夺。20世纪末21世纪初，欧美国家出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境保护的考虑，将大量的金属冶炼和加工产能转移至中国。目前，中国在金属矿产的精炼和加工上处于优势地位，是全球主要的精炼和加工基地，多种矿产产能份额超过50%，如稀土达到90%、镁达到87%、钴达到72%、镓达到68%、锂达到58%、钒达到55%、铟达到52%等，铜和镍的精炼产能份额也达到40%左右。同时，中国还主导了碳酸锂和氢氧化锂的冶炼，拥有全球75%的电池制造能力。据此，《美国白宫供应链百日审查报告》认为，中国在金属矿产供应链的强大地位主要源于加工和制造，而不是原材料优势。目前，出于对中国稀土、钴、镍、锂、石墨等精炼矿产原料出口限制的担忧，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重新审查和评估其关键矿产供应状况，加强与盟友、合作伙伴的贸易投资合作，并促进稀土、锂、钴等其他资源的开发。2022年4月，美国政府将锂、镍等电池生产所需要的矿产品生产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启用冷战时期的《国防生产法》来鼓励对锂行业的投资，以实现其所谓的“汽车行业摆脱对中国锂供应商的依赖”这一目标。预期未来全球围绕关键矿产的占有、萃取、精炼、加工和应用的竞争将愈演愈烈，战略性矿产资源驱动的地缘冲突也将加剧。

其三，中国高度依赖海外矿产品供应，矿业对外贸易投资的不确定风险上升。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金属矿产进口国，进口规模约占全球金属矿产贸易量的一半。铜、铝、镍、锂、铬、钴、铂、钾盐等矿产国内储量不足，需要大量进口。2020年，铬全部依靠进口，钴和锰的进口依赖度高达97%，铀和镍的进口依存度达86%，铁、铜、锂、钛、铝的进口依存度分别为80%、78%、76%、64%、60%，锌、铅、锡的进口依赖度介于25%和40%之间。而且，矿产资源的全球分布失衡，部分关键矿产集中于少数国家，中国的矿产进口来源国集中度高，对资源博弈动力较强国家的矿产依赖度高，供应风险较大。2020年，中国进口的钴矿全部来自刚果（金），进口锡矿的92%来自缅甸，进口铬矿的82%来自南非，进口镍矿的82%、9%分别来自菲律宾、印尼，进口铀矿及钍矿的73%、17%分别来自马达加斯加、泰国，进口铁矿石的61%、20%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巴西，进口锰矿的43%、17%、15%分别来自南非、澳大利亚和加蓬，进口铜矿的35%、22%分别来自智利和秘鲁，进口铝矿的47%、33%、17%分别来自圭亚那、澳大利亚和印尼，进口铅矿的22%、17%、10%分别来自俄罗斯、秘鲁和美国，进口锌矿的36%、17%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和秘鲁，进口钨矿的34%、25%、13%分别来自越南、朝鲜和缅甸，进口钛矿的35%、14%、13%分别来自莫桑比克、越南和澳大利亚。另外，中国企业对海外矿产资源开展了大量投资，东道国提高税费、重新审查合同和强制国有化等措施，显然对中资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利润构成负面影响。

04、应对资源国关键矿产博弈的对策建议

第一，建立健全投资风险识别预警机制，加强与东道国各阶层的联系，协助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强化对矿企的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投资理念引导。中资企业应建立内部监测系统，紧密跟踪和系统评估资源国矿业政策和法律的动向与变化，对投资风险作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期，必要时加大与东道国政府的沟通力度，尽量减少东道国政策的不利变动。在矿业企业遭受毁约时，协助其利用东道国法律法规积极维护合法权益，如行政复议、司法救济等方式，相关政府部门可以“法庭之友”身份适度参与诉讼，让法庭注意到中国政府立场，尽量减少矿企的损失。同时，在全球绿色转型的大趋势下，加强对企业海外矿产投资的ESG管理，督促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矿业企业应提升开采、加工和运输方面的工艺与技术，降低对当地环境和社会的负面影响，严格执行开发与运营过程中的环境和劳工标准，降低资源开采的阻力。矿企应与当地具有实力的矿业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减少文化障碍和融入成本，尽可能规避政策变化风险，并深化与矿业社区官员、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为社区需求作出贡献，如建造住房和基础设施、支持医疗保健、建设教育娱乐设施等。

第二，提高服务矿业企业对外投资的能力，深化与重点资源国的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矿业治理机制制定。一是驻外国使领馆和行业协会商会应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保护服务部门，为矿产勘探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和风险预警等相关指导与帮助，如提供矿产勘查投资国家的民族文化、经济社会、人文习俗，以及矿产开发投资的法律法规、国际规则与双边投资条约等情况。二是加大对非洲、拉美等重点资源国投资力度，尤其是对民生项目、低碳项目，提升中国的友好国家形象，争取更多认同感，减少投资阻力。三是加强与东道国家利益相关群体的交流，拓展沟通交流渠道，使东道国家当地民众正确理解国外矿产勘探投资，减少排斥力度，使得我国企业矿产勘探投资能在当地顺利开展。四是积极参与全球矿业治理机制制定。积极利用WTO、RCEP、中非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国际平台，主导并参与矿业领域国际准则的制定，在保护资源国矿产资源利益的基础上探讨建立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互利共赢模式。充分利用部分初级产品的资源和技术优势，以及巨大的市场体量，与主要产需国加强沟通协调，完善全球初级产品治理机制，增强全球资源配置影响力。

第三，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和循环利用，建立关键废金属矿产强制回收制度，鼓励扩大对外投资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循环利用。优化能源和经济结构，严控新增电解铝和煤电项目建设，稳妥推进金属矿产冶炼加工的整合，调控粗钢产能，适当控制精炼金属产品的出口规模。加大能源和金属矿产勘探开发投入力度，加快先进开采技术研发应用，增加国内资源储量。建立关键废金属矿产强制回收制度，鼓励企业研发短缺型、对外依赖型关键矿产的替代技术和回收利用技术，增强资源再生利用能力。鼓励金属矿产精炼和加工的技术创新，提升产业链竞争力。积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在自然资源丰富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粮食生产、矿业投资、金属冶炼和加工、商品贸易，不断完善当地生产、加工以及港口、物流等供应链建设，提高初级产品价格定价权。

第四，增加国内紧缺的关键性、战略性矿产的储备量，提高应对潜在供应中断风险的能力。外汇储备和战略性矿产储备均具有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功能。在当前美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美元购买力缩水和美国金融武器化倾向显著增强的情形下，中国外汇储备持有的大量美元资产的贬值风险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而与此同时，与新能源相关的钴、锂、镍、铜等关键性金属矿产将长期供不应求，价格可能会长期走强，应考虑动用部分外汇储备资金，增加国内紧缺的关键性、战略性矿产的储备规模，不仅有助于降低关键矿产的潜在供应中断风险，也有利于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当然，关键性矿产资源储备的增持应是一个渐进过程，选择合适的购买时机和规模，尽量避免对国际市场形成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