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联合国发布《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23年世界经济增长将从2022年约3%降至1.9%，2024年或有所回升，但取决于货币持续紧缩的速度和顺序、俄乌冲突进程和后果以及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报告同时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加速；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国内消费需求也会上涨，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将达到4.8%；中国经济将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根据联合国近日发布的《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受多重危机交汇的影响，世界经济前景暗淡且存在不确定性。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1.9%，成为数十年来增速最低的年份之一。

2022年，一系列相互影响的严重冲击，包括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粮食和能源危机、通胀飙升、债务收紧以及气候紧急状况等，导致世界经济遭受重创。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全球其他经济体由此受到多重不利影响。

在此背景下，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2年估计的3.0%下降至1.9%。2024年，由于部分不利因素将开始减弱，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适度回升至2.7%。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货币持续紧缩的速度和顺序、俄乌冲突的进程和后果以及供应链进一步中断的可能性。

报告呼吁，各国政府应避免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因为财政紧缩政策会阻碍经济增长，对最弱势群体造成尤为严重的影响，阻碍子孙后代的发展前景。

报告建议，通过直接政策干预措施重新分配公共支出并重新确定优先事项，从而创造就业机会，重振经济增长。为实现该目标，必须加强社会保护制度，确保通过精准的临时补贴、现金转移、公用设施收费折扣及减少消费税或关税提供持续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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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受多重冲击

2022年，世界经济在接近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点之际，遭遇一系列严重且叠加的冲击。在COVID-19大流行疫情影响仍在世界各地回荡的背景下，俄乌冲突引发了一场新危机，扰乱了粮食和能源市场，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更加恶化。高通货膨胀导致实际收入被侵蚀，并引发全球生活费用危机，使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陷入贫困和经济困境。与此同时，气候危机继续造成沉重的代价，热浪、野火、洪水和飓风在许多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并产生了人道主义危机。

所有这些冲击将给2023年的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影响。持续的高通货膨胀，在2022年平均约达9%，促使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幅抽紧银根。快速加息，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快速加息，产生了全球溢出效应，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增加了国际收支压力，加剧了债务可持续性风险。在私人和公共债务高企的情况下，融资条件急剧收紧，推高了偿债成本，限制了财政空间，增加了主权信用风险。利率上升和购买力下降削弱了消费者信心和投资者情绪，使世界经济的近期增长前景进一步蒙上阴影。由于对消费品的需求逐渐减少、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以及持续的供应链挑战，全球贸易已经疲软。

在此背景下，世界产出增长预计将从2022年的约3%降至2023年的仅1.9%，这是近几十年来最低的增长率之一。如果像预期的那样，一些宏观经济逆风在明年开始消退，全球增长预计将在2024年温和回升至2.7%。随着全球经济需求总量的减弱，通货膨胀压力预计将逐步减轻。这将使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其他主要中央银行放慢货币紧缩的步伐，并最终转向更通融的货币政策立场。不过，由于各种经济、金融、地缘政治和环境风险持续存在，近期经济前景仍极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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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发达经济体经济急剧下滑

当前全球经济放缓既影响到发达国家，也波及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在2023年面临经济衰退风险。美国、欧洲联盟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势头减弱，对世界经济的其他部分产生了不利影响。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估计于2022年增长1.8%之后，预计2023年将仅增长0.4%。鉴于利率上升、实际收入下降、家庭净资产大大降低，预期消费者将削减支出。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和建筑成本飙涨可能会继续拖累房地产市场，预计住宅固定投资将进一步下降。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欧洲的短期经济前景急剧恶化。许多欧洲国家预计将经历温和的衰退，能源价格上涨、通货膨胀率升高、金融条件收紧将抑制家庭消费和投资。预计2023年欧洲联盟将增长0.2%，低于2022年的约3.3%，当年COVID-19限制的进一步放松和被抑制需求的释放提振了经济活动。尽管欧洲联盟继续努力减少对俄罗斯联邦化石燃料的依赖，该区域仍容易受能源供应扰乱、包括天然气短缺的影响。联合王国经济因家庭支出急剧下降、财政压力和部分由英国脱欧造成的供应侧挑战，前景尤其暗淡。2022年下半年，联合王国开始出现衰退；预计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将缩减0.8%。

日本经济尽管增长速度缓慢，但预计将在2023年成为表现较好的发达经济体之一。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不同的是，货币和财政政策依然保持通融。不过，芯片长期短缺、进口成本上升(由日元疲软驱动)以及外部需求放缓，正在对工业产出造成压力。预计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5%，略低于估计在2022年达到的1.6%的增长率。

俄乌冲突严重影响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和格鲁吉亚的近期经济前景。俄罗斯联邦的经济萎缩和乌克兰产出的重大损失正在对该区域其他地方产生溢出效应。尽管如此，俄罗斯经济在2022年的萎缩程度低于最初的预期，国内生产总值仅下降了约3.5%，这是因为经常账户有大量盈余、银行部门持续稳定，以及最初急剧的货币紧缩发生了逆转。该区域多个经济体受益于企业和居民搬迁以及资本流入，2022年的增长速度快于预期。贸易条件的改善帮助了该区域能源出口国的增长。总体而言，独立国家联合体和格鲁吉亚(不包括乌克兰，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本报告未对其进行预测)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额估计在2022年下降了1.6%之后，2023年预期将收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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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发展中区域前景日益恶化

中国经济增长2022年的表现弱于预期，预计2 0 2 3 年将温和改善。在反复出现的与COVID-19有关的封锁和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压力下，2022年经济仅增长了3%。随着政府在2022年底放弃COVID-19清零政策并放宽货币和财政政策，预计2023年经济增长将加速，达到4.8%。但经济的重新开放预计不会一帆风顺。增长率可能仍远低于大流行疫情前的6%至6.5%。

东亚的平均增长率尽管高于其他区域，但经济复苏仍然脆弱。2023年，东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计将达到4.4%，而2022年为3.2%，主要反映了中国增长的温和恢复。不过，在被压抑的需求消退、生活成本上升以及美国和欧洲的出口需求减弱的情况下，该区域的许多经济体(除中国外)正在失去动力。而此时，全球金融条件趋紧，各国正在采取紧缩性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压力。尽管预期中的中国经济复苏将支持整个区域的增长，但COVID-19感染人数的任何激增都可能暂时造成增长放缓。

在南亚，由于粮食和能源价格高企、货币紧缩和财政脆弱，经济前景严重恶化。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将从2022年的5.6%放缓至2023年的4.8%。印度预计将保持强劲增长，达到5.8%，不过由于利率上升和全球经济放缓对投资和出口构成的压力，略低于估计在2022年达到的6.4%。该区域其他经济体的前景则更具挑战性。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在2022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寻求了财政援助。

在西亚，石油生产国受益于高油价和石油产量的增加以及旅游业的复苏，已经摆脱了经济低迷。相比之下，由于国际融资渠道收紧和严重的财政束缚，非石油生产国的复苏仍然疲弱。由于外部条件恶化，预计平均增长率将从2022年的6.4%降至2023年的3.5%。

在非洲，动荡和不确定的全球环境加剧了国内挑战，经济增长预计将继续受到抑制。该区域受到多重冲击，包括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中国和欧洲)需求减弱、能源和粮食价格急剧上涨、借贷成本迅速攀升以及不利的天气事件。随着偿债负担的加重，越来越多的政府正在寻求双边和多边支助。经济增长预计将从估计在2022年达到的4.1%降至2023年的3.8%。

鉴于不利的外部条件、有限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和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前景仍然具有挑战性。2023年区域增长预计将放缓至仅1.4%，而2022年的增长估计达到了3.8%。劳动力市场前景充满挑战。整个区域的减贫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实现。由于金融条件收紧、出口疲软和国内的脆弱性，该区域最大的经济体——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预计将以非常低的速度增长。

最不发达国家，其中许多极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在2023年将面临重大挑战。2023年的增长率预计为4.4%，与去年基本持平，远低于可持续发展目标8中设定的7%的增长目标。在其中许多国家，由于生产能力有限、财政空间不足、宏观经济严重失衡以及债务脆弱性加剧，出现“失去的十年”的风险正在上升。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说，短期前景仍然暗淡。游客人数尚未完全恢复，其中许多国家受到的越来越多的气候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尤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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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正大力抗击通货膨胀

在经历了长期的价格稳定之后，许多国家又出现了高通货膨胀，这对低收入家庭造成了尤其大的影响。大流行疫情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因需求迅速恢复而供应则由于供应链持续被扰乱而滞后，一直持续存在。粮食和能源价格的飙升，以及俄乌冲突造成的新的供应冲击，推动了通货膨胀的急升，并推高了短期和中期的通货膨胀预期。2022年全球平均通货膨胀率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由于激进的货币紧缩和需求放缓，价格上涨压力可能会缓解，但预计2023年全球通货膨胀率仍将保持在高位。

2022年，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接连升息，以控制通货膨胀并锚定通货膨胀预期。这种向紧缩货币政策的转变异常广泛。过去一年，全球超过85%的货币主管当局上调了利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引领了全球货币紧缩，六次上调其关键政策利率，从2022年3月的0%至0.25%上调至12月的4.25%至4.5%。这是自1980年以来任何一年的最大幅度累计加息。由于通货膨胀可能在2022年后期见顶，预计中央银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将在2023年放缓加息步伐，特别是如果通货膨胀接近各自的国家标的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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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的债务和国际收支脆弱性

利率大幅快速上升、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以及全球经济前景疲软，在许多国家引发了“避险潮”，其特点是非居民投资组合流动逆转以及本国货币对美元贬值。本国货币贬值增加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成本，进一步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国际资本市场金融条件收紧，提高了融资成本和展期风险，对投资和增长前景产生了不利影响。

全球金融条件迅速收紧，加剧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和债务脆弱性。近年来，一些商品进口国的外部融资总需求大幅增加。在主权借贷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偿还外债的费用也越来越高，耗用了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偿债负担加重，限制了支持经济复苏、支持在生活费用危机期间保护最弱势群体、支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所急需的支出。

在非洲，2021年公共外债和公共担保外债的偿债额平均占政府收入的10%，高于2011年的3%。此外，日益紧缩的金融条件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更难将现有债务展期和加以重组，增加了债务违约的风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包括若干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国家，发现自己处于不稳定的债务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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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又一打击

2022年，就业继续从大流行疫情中恢复过来，但各国间存在很大差异。在许多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市场变得异常紧张，这体现在创新低的失业率及创新高的就业率和职位空缺率。建筑、信息和通信、餐饮和住宿等部门继续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复苏速度较慢，就业情况相当不景气。2022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失业率仍明显高于大流行疫情前。2020年异常大的妇女就业损失尚未完全扭转；最近的改善主要源于非正规工作的恢复。随着全球前景的恶化，绝大多数国家2023年和2024年的就业前景均已疲弱。

增长放缓、通货膨胀率上升和债务脆弱性增加，有可能使来之不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成就进一步受挫，加深COVID-19大流行病已经产生的负面影响。长期的经济疲软和缓慢的收入增长会限制国家在卫生、教育、物质和数字基础设施以及能源转型方面的投资能力，损害消除贫困的努力。

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粮食和能源危机正在重创许多发展中国家。此外，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毁坏了农作物，特别是在非洲和南亚部分地区，使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陷入贫困。在粮食和化肥价格飙升以及供应被扰乱的情况下，2019年至2022年，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

经联合国和土耳其调解达成的黑海谷物倡议使情况有所缓解。它确保了从乌克兰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粮食的恢复，2022年8月至12月中，运输了超过1 500万公吨的谷物和其他粮食。此外，通过2022年7月签署的一项谅解备忘录，俄罗斯联邦和联合国秘书处商定为原产于俄罗斯联邦的粮食和化肥、包括化肥生产所需材料不受阻挠地进入全球市场提供便利。不过，冲突持续时间和强度的不确定性，加上粮食出口国可能实行出口限制，意味着粮食供应挑战可能在2023年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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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新挑战

政策制定者在引导本国经济度过当前危机与支持包容性可持续复苏之间面临艰难的权衡取舍。需要小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在刺激产出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取得平衡，同时有效协调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尽量减少长期严重经济下滑的可能性。发生政策错误的风险很大，特别是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反应在应对非经济冲击方面能力有限。政策失误可能加剧经济下滑，造成进一步的社会经济损害，对弱势群体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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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过度紧缩风险

货币政策面临重大挑战和权衡取舍。许多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包括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最初不愿提高政策利率，认为通货膨胀上升是暂时现象。由于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变得更加持久并有可能动摇通货膨胀预期，中央银行开始进行了一连串激进的货币紧缩，在2022年快速加息。中央银行现在正处于一个紧要关头，因为经济前景已经疲弱，而通货膨胀却尚未完全得到控制，财政挑战依然存在。全球主要中央银行快速同步的货币紧缩政策，过快地从市场抽走了过多流动性，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的负面溢出效应，削弱了脆弱国家的经济前景。

货币政策过度紧缩会导致世界经济陷入不必要的严重放缓，如果单个中央银行在加息时准确考虑到其他中央银行类似加息的相互影响，这一结果是可以避免的。这需要主要中央银行之间进行更有效的协调，并辅之以明确的政策信息，以管理和缓和通货膨胀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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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通胀目标

鉴于在支持增长的同时维持物价稳定的政策挑战，中央银行需要最大限度的政策灵活性来锚定长期通胀预期。目前的通货膨胀危机一旦缓解，就会为重新审视其货币框架和重新考虑过于僵化的通货膨胀目标提供机会。有各种选项可使中央银行在确保货币政策的持续可信性的同时，能行使更大的政策灵活性。发达国家将通货膨胀目标从2%提高到3%或4%，也许会在困难时期为刺激就业和增长提供更多空间。其他选项是转而采用一个目标区间，例如2%至3.5%之间，或者以物价水平而不是年度通货膨胀率为目标。

尽管改革现有框架可以带来相当大的好处，但中央银行还需要实行审慎和全面的进程，避免可信性受损和通货膨胀预期失控。根据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积累的经验，重新评估和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可能有助于更好地支持物价稳定和政策可信性，同时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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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财政紧缩紧要性

尽管各国仍未完全从COVID-19衰退中恢复过来而且这种复苏较为脆弱，但持续的财政赤字和居高不下的公共债务水平促使人们呼吁迅速进行财政整顿。不过现在不是实施造成社会痛苦且可能弄巧成拙的财政紧缩的时候。一方面，要实行财政紧缩，往往就要痛苦地削减社会支出，这会对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最弱势群体造成异常大的伤害。公共预算削减往往会减少或取消使妇女比男子受益更多的方案和社会服务，导致妇女收入损失，限制她们获得保健和受教育的机会，增加无酬工作和时间贫困。这些影响会进一步加剧那些因经济复苏弱于预期而尚未重新获得就业和生计的人本已糟糕的处境。同时，过早或过度转向紧缩也会扼杀增长，推迟从当前危机中复苏，损害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所急需的供资。

在日益严峻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中，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陷入投资疲软、增长缓慢和偿债负担不断加重这一恶性循环的风险。任何通过大幅削减支出或增税的快速财政整顿，都可能使经济滑入衰退或导致长期缓慢增长。这将恶化而不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

由于公共支出的巨大乘数效应，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财政支出如果方向正确，对于支持增长和发展特别有成效。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际产出仍低于潜在产出，意味着经济持续疲软。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投资不会挤走私人投资，反而可以成为创造就业和重振增长的有力工具。公共投资确实会提振短期总需求，但也会刺激资本形成、扩大生产能力和推动潜在增长。特别是在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之际，战略性公共投资表明了政策承诺，可能会吸引私人投资，这对减轻大流行病的创伤效应仍然至关重要。通过扩大生产能力，公共投资也可以减轻供给侧的束缚，并在中期内降低通货膨胀压力。由于大多数国家的财政空间有限，公共支出需要得到良好管理、有针对性和保持高效。

当前的挑战要求按照联合国秘书长最近的提议推行一揽子变革性可持续发展目标刺激方案。这将有助于抵销不断恶化的融资条件，并使发展中国家能逐步扩大对可持续发展的投资。一揽子方案既解决了紧迫的短期需要，也满足了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筹资要求。它要求通过减让性和非减让性供资，大规模增加此类资金，包括用于人道主义支助和气候行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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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增长和推动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的财政政策

发展中国家确实有一些选项，可以保护和扩大现有财政政策空间，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支出对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政府将需要重新分配公共支出并重新确定其优先次序，通过直接政策干预来支助弱势群体。这将需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并确保通过有针对性的临时援助金、现金转移和水电费折扣，辅以减少消费税或关税，持续提供支助。

政府可以使私人投资针对关键部门和将其引入关键部门，包括教育、卫生、数字基础设施、新技术以及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并对这些部门的私人投资提供扶持。对这些部门的战略性公共投资可带来巨大的社会回报，加快生产力增长，并强化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冲击的抵御能力。

此外，政府需要加倍努力，扩大收入基础，从而改善税收，加强财政可持续性。例如，从短期来看，数字化和新技术的使用可以减少避税和逃税，提高税收收入。从中期来看，政府将需要实施税收改革，扩大累进所得税和财富税的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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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际合作势在必行

大流行病、全球粮食和能源危机、气候风险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迫在眉睫的债务危机正在考验现有多边框架的极限。对于应对多重全球危机、让世界回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轨道上来，国际合作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

自这场大流行病暴发以来，国际社会提供了财政支助，基金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紧急贷款急剧增加，例如最近通过一个新的粮食“冲击窗口”提供了紧急贷款。2021年8月，基金组织6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分配（史上最大的一次）获得批准，以为全球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不过，只有约210亿美元的一小部分分配给了低收入国家。一些国家，其中以中国为首，已将其特别提款权的一部分重新分配给非洲，中国已承诺将分配给它的400亿美元中的100亿美元转给非洲大陆。尽管特别提款权仍是面临国际收支挑战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流动性支持来源，但2022年，特别提款权利率大幅上升。国际社会需要控制住利率和收费的上涨，以确保最贫穷和最脆弱的国家能够利用该机制来满足近期融资需求。

国际社会还需要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来解决债务困扰问题，因为外生冲击限制了各国履行债务义务的能力。二十国集团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仍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面临债务困扰的低收入国家可以利用的主要国际债务减免机制。不过，这一框架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只有三个国家要求减免债务；自该框架在一年半前生效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完成了重组。广泛的共识是，该框架没在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为所有面临债务困扰的国家提供务实、快速、全面和前瞻性解决办法方面。这种解决办法必须包括暂停偿还债务、官方债权人与债务人和私人债权人接触以及明确界定重组进程。除了这些紧迫措施外，还需要设立一个负责主权债务重组的国际法定机制。贷款合同也有改进的余地，例如通过状态依存型债务工具或强化集体行动条款加以改进。

随着世界接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点，它正处于紧要关头。一些实体估算了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应对气候危机的融资需要。大多数预测都在每年数万亿美元范围内。鉴于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空间已经有限，而刺激复苏和保护最弱势群体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些国家在进行此类投资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同时，最初通过特定国家的行动实现的有利的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成果，可以在全世界产生显著的积极溢出效应。在调动确保这些成果所需的资源方面开展更有力的国际合作，符合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