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关于中国向非洲贷款放缓的报道及相关预测频现。然而,细致研究数据会发现,由于供需原因,中国对非洲的贷款在过去数十年里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贷款并不均衡,这也增加了对未来中国对非洲贷款的预测难度。
尽管我们一般认为中国对非洲的贷款会持续增长,但我们也了解到这一发展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但我们为何依然保持乐观?以下是我们的六大理由:
首先,非洲国家在2000-2022年间总计获得超过1700亿美元的贷款,2016年达到峰值,随后急剧下降至2022年不足10亿美元。2000-2007年,中国对非洲贷款缓慢且稳定增长,2008年急剧下降,2009-2013年增速最快,2014-2015年再度放缓。2016年的峰值受一笔安哥拉贷款影响,若排除此异常值,中国对非洲贷款下降(尤其是新冠疫情前)与历史趋势一致。根据历史趋势,中国对非洲贷款完全可能再次增长。
其次,并非所有非洲国家借贷速度相同,甚至有些根本未曾借贷。现有分析往往仅关注中国提供贷款情况,忽略了非洲国家基于发展需求提出的借贷需求,造成了一种错误观念,认为所有非洲国家一直在向中国借贷。
实际上,许多非洲国家已有相当长时间未从中国借贷。例如,非洲第四大经济体阿尔及利亚自2004年起未再向中国借贷;博茨瓦纳和突尼斯自2010年起也未有借贷记录,而尼日尔、坦桑尼亚、塞舌尔和多哥则自2017年以来无借贷行为。
2000-2022年间,有6个非洲国家没有向中国借过任何贷款,包括中非共和国、几内亚比绍、利比亚、索马里、斯威士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尽管大多数国家都是中国援助项目的受援国,但其中原因也多种多样,从阶段性的外交关系状况(如斯威士兰)到多边债务减免谈判(如索马里)。此外,在向中国借款的48个非洲国家中,有15个国家在此期间向中国借款少于5亿美元。
另一方面,中国贷款流向的主要非洲国家(安哥拉、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和赞比亚)总计占中国对非洲贷款的51%。
第三,过去20年中,中国对非洲贷款在地区分布不均。2000-2022年,南部非洲获得的贷款数量和金额最多(64%),而北部非洲最少(4%)。
第四,过去几年中,中国对非洲贷款速率也不平稳,2016年尤其异常。对此,一种解释是中国放缓了放贷意愿。然而,自2017年莫桑比克未能按期偿还债务以来,民间组织和国际组织对“债务危机”担忧颇深。尽管其真实性有待考证,但这种担忧引起了中国的注意,同时许多非洲国家也开始减缓对新贷款的需求,并转向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这不会对资产负债表产生影响。
新冠疫情也加剧了这些问题。长期实施的旅行限制措施使商务旅行和尽职调查变得困难,导致贷款放缓。为应对疫情挑战,非洲国家开始寻求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支持,特别是医疗保健等受疫情影响最大的领域。因此,在中国贷款减少的同时,非洲从世界银行获得贷款激增,从2016年的每年520亿美元增至2021年的900亿美元。
第五,中国对非洲贷款的目标领域发生了变化。2000-2004年,中国对非洲贷款主要用于工业、贸易与服务业、信息和通信技术、水和环境卫生设施。但在2018-2019年间,前三大行业变成了信息通信技术、交通和能源。不同行业对应的项目规模和所需融资也各不相同。
第六,这些贷款并不意味着非洲大陆陷入了 "债务陷阱"。非洲国家向中国贷款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借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不但不会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会促进经济发展。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预测显示,非洲的经济增长率持续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十个国家中,有六个非洲国家榜上有名。
虽然中国已成为许多非洲国家的重要债权国,非洲欠中国外债约占其外债总额的20%,但必须牢记的是,中国仅占中低收入国家债务的一小部分(11%)。此外,综合上述六大趋势,非洲欠中国的债务与欠其他债权国的不相上下。即使是非洲前五大中国借款国,其欠其他债权国的债务比例仍高于欠中国的比例。数据显示,90%的非洲国家欠多边机构的债务达39%,欠私营债权人的则有35%。
那么,中国对非洲贷款的前景如何呢?
实际上,这个问题无人能给出确切预测,即便是中国的银行也无法确定。毫无疑问,对中国来说,扩大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在非洲支持制造业发展,仍然是中国长期经济发展愿景的关键步骤。考虑到非洲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发展需求,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领域,预计中国对非贷款可能会重新回到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
然而,无论发展走向如何,我们都应该避免暗示非洲国家支出不当、对债权人(特别是中国)债务过多,抑或成为“风险”投资目的地。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避免过于简单或笼统的分析,因为这可能低估了非洲国家的能动性以及用于促进发展的合理借贷需求,而忽视了非洲大陆相对强劲的增长潜力。
随着其他发展伙伴对非洲基础设施和资源产生新的兴趣,这个领域将是非常值得关注和参与的。
特别感谢 Jade Scarfe、Christy Un、Rugare Mukanganga、Trevor Lwere 和 Meghna Goyal 收集分析基础数据、制作图表以及撰写本文。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中国-非洲贷款(CLA)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