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已满两月。据新华社报道，在短暂停火一周后，以军正在扩大对加沙南部的地面行动，战火已烧至整个加沙，巴勒斯坦民众说加沙“已无安全区”。

分析人士认为，此轮冲突爆发两个月后，局势已经进入政治、外交与军事冲突相交织的新阶段，不排除未来会出现“再停火、再交战”的局面。全球层面，巴以冲突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在不断显现，给传统安全带来冲击。但从长远来看，巴以要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走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仍面临不少挑战。

怎样的两个月？

12月1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重新交火，打破了为期7天的短暂平静。

以军5日表示，在加沙地带的地面行动已进入“第三阶段”。

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曾宣称，以军2日在加沙南部开展行动后，投入兵力、打击强度和战果相比北部行动都不会逊色。从之后情况来看，以军第三阶段行动的烈度正在加强。

当地时间5日晚，以军进入位于加沙南部的汗尤尼斯，与哈马斯进行“发动地面行动以来最激烈”的交火。

汗尤尼斯是加沙地带第二大城市，也被以军认为是哈马斯领导人的藏身之处。这场战斗持续超过48小时后，以军6日称，已突破哈马斯在汗尤尼斯的防线。

除了与哈马斯进行激烈交火之外，以军还在考虑“水淹”战术——用海水淹没加沙地带的地下隧道，“以各种方式摧毁哈马斯”。

从战场上看，自10月7日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突袭以来，加沙地带经历了怎样的两个月？

被哈马斯突袭后，以色列第一时间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一边空袭加沙地带，一边“全面封锁”加沙。10月13日，以军发表声明称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要求加沙地带北部所有居民撤往南部地区。

第二阶段开始于10月28日。以军更多地面部队进入加沙，将加沙切割成南北两部分，重点打击加沙北部的军事能力。

11月5日，以军宣布已全面包围位于北部的加沙城。11月14日，以军称已“控制”加沙地带北部区域。此后，以色列方面多次暗示要在加沙南部发动地面攻势。

不过，当地时间11月24日上午7时起，加沙战事被按下“暂停键”。以色列与哈马斯开始执行临时停火协议，换取双方互释被扣押人员。但加沙地带的平静仅仅持续至12月1日7时，此后冲突又起。

根据联合国、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方面的数据，本轮冲突已造成超过1.6万名巴勒斯坦人和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加沙地带已有近190万人流离失所，占加沙人口的85%以上。

已进入新阶段？

战火烧向整个加沙后，以色列距离“剿灭哈马斯”的战略目标还有多远？重新交火后，冲突又将走向何方？

分析人士指出，本轮冲突已出现重要时间节点。以色列在短暂停火后升级对加沙南部的攻势，意味着其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已转入另一阶段。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刘中民认为，此轮冲突已从之前的以军事冲突为主，进入到政治、外交与军事冲突相交织的阶段。

刘中民表示，在短暂停火后，以色列仍表现出“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的顽固态度”。

他认为，之前，以军可能仍在犹豫是否要对加沙南部采取地面行动。但随着以色列国内压力加剧，危及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以政府正在展现出强硬态度，要对整个加沙地带采取全面行动。随着战事进入游击战和巷战阶段，时间持续越久，对以军越不利。因此，以色列方面希望速战速决，在最短的时间内达成目标。

然而，要达成“剿灭哈马斯”这一目标并非易事。这意味着，冲突应该仍会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首先，以色列与哈马斯在战局上可能陷入胶着状态。刘中民表示，如果以色列采取水淹加沙地道和“狂轰滥炸”式的进攻，可能会很快对哈马斯造成重创，但将对当地平民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恐怕以色列需要掂量掂量”。

此外，虽然哈马斯在加沙的组织、人员、军事力量可能遭遇毁灭性打击，但要将整个哈马斯连根拔起，恐怕也难做到。以色列若在加沙地带摧毁哈马斯统治权，不排除其力量可能转向约旦河西岸，“哈马斯在西岸的政治影响力恐怕还会呈上升态势”。

另一方面，分析也指出，战火重燃并不意味着冲突双方已停止接触，双方仍有停火需求。以色列政府就面临释放其余被扣押者的压力，哈马斯也希望推动停火的延长。

国际社会也未停止劝和促谈，向以色列施压。美国的态度也发生转变，要求以色列在发动后续军事行动时应更加谨慎。“在此情况下，不排除会出现‘再停火、再交战’的局面。双方政治和外交层面的博弈也仍将继续。”刘中民说。

能否打破怪圈？

本轮巴以冲突以来，包括中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强调，解决巴以冲突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未来是否可能打破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怪圈？

刘中民认为，未来能否落实“两国方案”，取决于几方面因素。

其一，以色列国内政策走向如何。此轮冲突后，内塔尼亚胡时代很可能宣告结束。此后，以色列政治生态是向更右翼走，还是转向与巴勒斯坦和解，将是影响巴以问题的重要因素。

其二，巴勒斯坦内部矛盾能否解决。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之间的冲突，导致了2007年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的分治，也是长期困扰巴勒斯坦问题的内部因素，需要强有力的外部力量来协调。

其三，美国是否会继续“撮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近年来，美国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激化巴以矛盾。此轮冲突结束后，美国是继续推动相关进程，还是回到落实“两国方案”，采取相对平衡的政策，有待观察。

最后，联合国权威能否得到重塑。此前，由于受到一些干扰，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弱化，导致政治解决巴以问题达成共识的难度增加。

刘中民认为，只有这四方面因素同时利于和平，才能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这意味着未来“还将经历漫长、艰难的过程”。

影响不断外溢

冲突持续两个月来，外溢影响也在不断显现。舆论指出，随着巴以问题重回中心议题，不仅地区格局正面临复杂变化，对全球局势的影响也在不断蔓延。

一方面，巴以冲突正在多国引发回响，特别是在西方社会内部引发分歧，给社会稳定带来威胁。

12月5日，欧盟方面称，随着巴以冲突加剧，欧盟国家在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期间面临“巨大恐袭风险”。

另一方面，此轮冲突也不可避免地分散了西方国家的外交精力和战略资源。在美国，“援以还是援乌”已成为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近日，乌克兰就多次面临尴尬境地，来自西方的重要军事和财政援助不再顺利通过。

对此，刘中民指出，巴以、俄乌冲突对国际秩序、全球治理等层面的消极影响正在显现，甚至可能诱发新的冲突乃至军备竞赛。近期，印巴边境出现交火，巴尔干地区形势严峻，纳卡冲突也时断时续，都体现出两场冲突给全球传统安全带来的冲击。

此外，两场冲突也给西方社会和政治带来挑战。西方不仅在军事援助的分配问题上左右为难，在内政外交层面也面临困境。“有人说，乌克兰危机让西方更团结，但巴以冲突却造成了西方的分裂。”刘中民说，近期，巴以冲突已导致西方各国之间，甚至国家内部的分化，恐怕让这些国家始料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