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合会国家跨区域价值链合作路径探究

内容提要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正在被新技术革命、地缘政治、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等变化重塑，海合会国家也受到国际政治经济新环境和自身所处“新月曲线”的深刻影响。从价值链链接的视角来看，中海之间的贸易往来塑造了中国—海合会国家跨区域价值链的合作经济基础，全球价值链结构性重塑为中国与海合会国家跨区域价值链的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从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和结构变化角度看，海合会国家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海合会国家经济体量规模上升。中海之间相互投资使得中海企业相互深度嵌入，已经形成了跨区域价值链的合作与对接，进而可以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变化中创造新型跨区域全球价值链。中海基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跨区域深度合作，既能为海合会国家寻找到现实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之路，又能向海合会国家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注入持久的动力。

关键词

中国—海合会国家合作；全球价值链；跨区域价值链；新月曲线

作者简介

黄昊，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生；

余南平，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海合会国家地处于古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位置，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有着经贸往来。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海合会国家均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文件，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友好合作不仅源远流长，更是携手走过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紧密合作的十年。从政治地位上看，海合会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维护海湾地区安全和推动解决中东问题的重要力量。从地缘位置角度看，海合会国家在历史上和近代以来一直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海合会国家西临红海，东据波斯湾，自古以来控制着世界重要的运输通道，同时海合会国家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地带。从宗教地位来看，海合会国家中的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逊尼派的领袖，拥有麦加和麦地那两座伊斯兰教圣城。从世界能源供给角度看，海合会国家是全球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所处位置是世界重要的碳氢能源产区。海合会国家石油探明储量占全球石油探明储量的30%，石油产量接近全球石油总产量的25%。但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海合会国家产业较为单一，工业化进程易受到国际环境恶化的影响。海合会国家被锁定在产油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导致海合会国家经济高度依赖石油经济，极易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

全球化时代，全球价值链主导着全球产业分工和全球生产，进而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并呈现独特的国际权力表现。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中节点与功能的不对称性特点，使得在美国霸权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美西方等强势经济行为体可以通过控制研发、生产、流通等环节，限制弱势的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多增加值。美西方在全球价值链的权力优势可以阻碍新兴经济体获得新技术和实现产业升级，也难以通过多产业链节点链接真正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这种困境是当下海合会国家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面对的现状。海合会国家一直受困于全球价值链的孤悬上游地位，同时不得不面对同处价值链外围且多供应主体的充分竞争。

当下，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正在重新被新技术革命与地缘格局变化所塑造。从现实角度看，海合会国家都是传统资源型产油国，石油、天然气等碳氢能源供应是其经济基础，也是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途径。当下正在进行的新能源技术革命已经对传统能源奠定的全球经济秩序产生了冲击，从而也会对海合会国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从未来趋势看，未来通用人工智能技术（AGI）的发展，使得人类社会生产力将再次发生重大变革。而海合会国家工业基础薄弱，人工智能嵌入全球生产体系后海合会国家工业化可能会受到更大的阻碍。这两大问题可能进一步导致海合会国家既无法摆脱“资源诅咒”，又可能长期被固化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的“功能分工陷阱”。

百年大变局意味着历史性新挑战和同等大机遇，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新变化在给海合会国家带来挑战时，也给海合会国家与中国携手共进创造了新空间。本文着眼探讨国际政治经济新变化，对海合会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挑战与机遇，分析、探讨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如何相向而行，通过跨区域价值链融合进一步创造新型全球价值链的实现路径。

二、文献梳理

自海合会成立以来，学术界对海合会国家的研究逐渐增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领域都有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研究。其中，对海合会国家产业链和价值链维度研究多集中于海合会国家区域一体化研究、海合会国家能源产业链价值链和中海各领域合作等三个维度。

一是海合会国家区域一体化研究维度。有研究认为，海合会的模式适宜中东区域特点，被视为是中东地区主义的典范，海合会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和安全合作都取得重大成就。在金融一体化领域，有研究认为海合会国家内部资本流动规模较大。同时，还有分析认为，海合会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一体化水平较高，其对世界经济的刺激作用远超于其他产油国。

二是产业链和价值链分析维度。有研究认为，伴随全球经济持续下滑，经济形势严峻，国际油价波动给海合会国家经济转型带来阻碍，海合会国家经济多元化受到挑战。同时，近年来海合会国家能源转型问题引发学界的关注，有分析认为，海合会国家具有传统能源的优势，也具有新能源所需要的资源禀赋，中海进行双边和多边的新老能源领域的合作，能够建立起能源命运共同体。另外，还有观点认为，海合会国家通过能源转型和整合碳氢能源下游价值链可以加强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多元化，促进海合会国家的就业。

三是中国和海合会国家各领域合作研究维度。有研究注意到，中国于2020年取代欧盟成为海合会最大贸易伙伴，将会在产能方面的合作日益紧密。在传统能源领域，有分析认为，中海合作呈现出由贸易到共同开发再到技术支撑的不断升级状态。而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有研究认为，海合会国家纷纷出台数字战略，中海数字领域的合作持续加深，但中海数字合作也面临全球“技术—政治”风险。

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对海合会国家的影响分析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加剧，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全球价值链结构和地缘政治等方面。一是，新技术革命中的新能源革命直接影响以传统碳氢能源为主导的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基础，削弱海合会国家的实力；二是，在传统碳氢能源价值链体系中，海合会国家陷入“新月曲线”分布不均匀的长期困境；三是，美西方以所谓“脱钩”和“去风险”打造战略价值链，引发全球价值链结构性调整；四是，近期以来地缘政治变化加速，尤其是围绕中东区域的地缘政治变化，对海合会国家产生深刻而激烈的影响。以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新变化的叠加和溢出作用的合力对海合会国家的影响尤为显著，海合会国家不得不面对变化而形成的战略难题。在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中，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表示，当前世界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需要各方团结应对。海合会国家都希望加强对华合作，希望通过此次峰会规划未来海中合作重点领域，开辟海中关系新篇章。

（一）新技术革命对海合会国家经济基础的影响

从人类技术进化特点来看，技术具有“中心—边缘”的特性，并形成技术中心地带和技术边缘地带。目前，美国、中国和德国是全球价值链网络的三大中心节点，并以这三个技术中心向外链式扩散新技术。更具体而言，由于历史因素和经贸因素，北美与西欧共同形成了北美—西欧技术中心地带，中国和日本、韩国等国构成了东亚技术中心地带。海合会国家在地缘位置上处于北美—西欧和东亚辐射圈的最远端，同时也处于全球价值链更为上游的位置，这就导致海合会国家事实上是处于技术边缘地带。自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产业分工和全球生产网络体系曾一度达到动态平衡。但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原有的动态平衡已经被打破，新技术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网络，并导致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在振荡中重塑。新技术革命中新能源革命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已经对全球价值链的底层网络构造产生深刻影响。正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处于边缘和半边缘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因此，技术边缘的海合会国家更容易受到技术革命的影响。

新能源技术革命直接对海合会国家能源贸易产生影响。从新能源技术革命的两个维度来看：第一个维度是在新技术加持下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已经能够实现规模性商业化，如当下全球重点发展的太阳能、风能、氢能和核能等；第二个维度是原有难以开采的资源在新技术发展后可以较为平价地被利用，如页岩气、可燃冰等。国际能源署（IEA）的发布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球电力总量的29%。国际能源属的报告还预测，在未来五年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将快速发展，到2026年将占全球新增电力装机容量的90%以上。美国本土的页岩气革命不仅降低了其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性，借此成为全球能源市场的新的主要供应国，直接改变了全球能源市场动态，这使得阿拉伯国家很难使用能源武器参与到国际博弈。页岩气技术的成熟使得更多的非传统能源供应国加入全球能源供应体系，在传统的“四圈两系”能源格局中只有供需一体化的美洲贸易圈较为稳定，而其他三个供需分离的油气供需体系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除了新技术带来的能源供给增加外，新型能源发电的增加和相应的新输配电技术改善，使得远距离跨区域输电成为现实，而这将加快欧洲和全球其他地区能源的“去碳化”进程。例如，依靠先进的跨国区域电网，欧洲可以通过北海风电厂、法国核电厂和西班牙—北非光伏电厂等多条渠道获得电力供给，而这将直接降低欧洲对海合会国家的石油需求。同时，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以来，美西方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使得欧洲受到制裁反噬作用，造成了欧洲能源安全困局，而寻求多元化供给和实现能源独立已经成为欧洲公共安全首选战略。2022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报告核心就是加速能源转型，提高能效，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从欧洲能源结构调整看，2022年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占欧盟总发电量的22.3%，首次超过核电（21.9%）和天然气（19.9%）。能源结构变化引发未来地缘政治利益的变化已初步呈现。

历史发展经验证明，工业化和现代化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必要途径，也是国家构建区域价值链和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基础。国际组织指出，在过去的成功案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出口能够有效解决工业化的问题。但是伴随技术变化，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出口模式将导致生产率增长可能与就业增长负相关。因此，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从外部来看，海合会国家在国家经济转型，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不免受到域外大国为地缘政治利益的政治与技术权力干涉。从内部看，海合会国家的本身工业化缺失会导致社会结构不稳定和分化，不利于海湾地区独特的阿拉伯文明可持续发展。同时，海合会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缓慢和迟滞，可能会导致其在新技术革命快速进程中再一次掉队，进而将海合会国家持续围困在“地租型经济”和“能源依赖型经济”禁锢之中，威胁其经济基础。

（二）海合会国家碳氢能源价值链“新月曲线”分布不均匀的困境

从产业价值链角度分析，海合会国家长期以碳氢能源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尽管碳氢能源产业可以根据不同生产环节细分出不同经济实体和主体，但石油公司普遍没有采用专业化分工的方式，而将碳氢能源产业链的所有环节全部集中，进行纵向一体化经营。碳氢能源产业的上中下游多环节塑造了产业链格局,主要石油公司的投资结构和盈利结构均是上游勘探开发占据主要地位、中下游运输和炼化占据次要地位，导致了上中下游环节价值链严重分布不均。而这种碳氢能源产业的价值链曲线恰好符合阿拉伯国家文化中的新月形象，呈现出“新月曲线”（crescent curve）的特征（见图1）。同时，海湾地区的碳氢能源价值链一直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在二战前，海合会国家在碳氢能源价值链中只能获得地租利益。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中东尤其是海湾地区通过殖民统治方式获得石油租让权，并以租让制的方式开采石油。租让制导致租让国政府对油气资源无法直接介入，难以直接参与到油气资源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之中。这也造成了在当时海合会国家虽然拥有巨大的油气资源，但是在二战前难以通过油气资源获得相应的利益，而英法荷美等国家可以通过垄断获得巨额利益。这些巨额利益也仅在英法荷美等国之间建立的国际石油公司进行分配。例如，根据英国和巴林在1930年签订的关于租让权和勘探权的协定，巴林政府只能从开采出的每吨石油中获得3.5卢比（约1.05美元）的收入。

在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各地都掀起了油气资源国有化和私有化的浪潮，海合会国家油气资源逐步转为由本国的国家石油公司掌控，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也开始发挥国际资源价格调节作用。不过，由于技术和市场等因素，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石油公司依旧控制着海湾地区能源价值链的上下游的勘探、炼化、运输、分销等环节。进入21世纪以来，海合会国家的国家石油公司一直试图建立真正的上下一体的能源产业链和价值链。但受制于工业基础薄弱和产业链协同能力差一直未取得真正意义的突破。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分析，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将海合会国家产业分工定格在能源出口国，并把海合会国家一直限定在单一的价值链上游端，且通过技术限制攫取了大量上下游附加值。海合会国家因其地理位置位于联通亚非欧的枢纽，且盛产碳氢能源资源，使得近代以来全球大国都同海合会国家具有能源投资和贸易往来。美西方国家采用扶植自身势力代理人的方式，把海合会国家同自身工业体系进行深度捆绑。20世纪冷战开启后，海湾地区对美国和苏联具有同样重要的战略意义。美西方国家为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和实现冷战胜利，在海湾地区建立了新的石油贸易秩序。而苏联则试图以产油国地位协同中东地区资源国家对西方形成“能源战略武器”威慑。美国基于地缘战略提出中东自由贸易区（MEFTA），美国构建的中心辐射性关系（hub-and-spoke relationship）也对该地区国家产生了负面经济影响。同时，有分析认为，欧洲和美国同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没有促进该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反而助长了该地区的分裂。另外，美西方通过在海湾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开展大众传播与公共外交、设立教育交流基金会的方式，高度嵌入海合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试图深度控制海合会国家，使其符合美西方的利益。因此，海合会国家的能源价值链从全产业链附加值端看，其各领域和环节的大量附加值都受到外界的影响，在本身就分布不均匀的“新月曲线”，陷入价值链困境。

（三）全球经济新形势下的全球价值链结构性调整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已经触发全球价值链实质性结构调整。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已经开始向区域价值链进行转移性重构，从增值贸易角度看，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增值贸易集中于地缘上更接近的区域范围内，特别是区域贸易协定的内部贸易伙伴之间。另一方面，近年来，全球各类保护主义政策层出不穷，在现有WTO框架下存在治理失效问题，促使各类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并将导致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同时，西方技术民族主义思潮快速兴起，严重影响了全球产业链正常运转，尤其危害全球技术价值链。从趋势来看，未来全球价值链将不再以全球分工物理现实为主导。美国为维护霸权秩序将权力问题放在首位，不考虑全球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也不顾全球现有分工体系和产业链关联，试图把全球价值链强行变成战略价值链，形成“小院高墙”和“友岸外包”的态势。与此同步，美国还充分利用产业政策迫使产业回归，以应对全球价值链扩张导致的美国权力流散，这也导致了产业链和技术链的不稳定。美国的战略调整将严重损害全球价值链固有经济效率，海合会国家已经开始充分认识到全球价值链的区域性和战略性转变。而中国和海合会国家可以通过经贸合作、相互投资、产业链合作构建跨区域、延伸型、外溢性新型价值链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现实中，贸易战与地缘政治风险促使世界各国都转向将国家安全置于首位，美西方都重新推出了各类产业政策。发达国家产业链回迁（reshoring）将进一步导致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全球分工扩大嵌入全球价值链，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将遭受重大挑战和阻碍。在此新政治经济环境下，海合会国家既要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将核心产业逐渐迁回本土的结构性调整，又要通过机会寻找自身经济的新增长点。而与发达国家产业链回迁相反的是，中国一直高举开放合作大旗，积极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世界共同发展贡献力量。因此，在发达国家产业链集体回迁的背景下，海合会国家和中国跨区域价值链构建，将有助于推动海湾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

伴随全球经济形势和地缘政治形势变化，全球生产分工和全球供应链布局发生调整，作为国际权力承载的全球价值链也正处于结构性调整中。国际组织指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网络的中心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已经基本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供应中心，同时也取代美国成为北美和南美的供应中心。这种变化已经反映在海合会国家的能源产业价值链中。传统上，海合会国家的能源产业链需要分包给美西方国家石油公司或技术公司进行作业，但近年来海合会国家已经逐渐转向中国企业、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进行作业。仅以沙特阿美公司为例，虽然，在2019年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遭受恐怖袭击后设施的维护中依然需要从美国和欧洲进口设备。但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企业和沙特阿美公司也在不断加深合作深度，其中代表性案例包括：中国电建建设的沙特阿美吉赞3850兆瓦电站项目成功并网；中石化第五建设有限公司签约沙特阿美贝里油气处理项目；中石油管道局承建沙特阿美哈拉德及哈维亚北部压气站管道项目；中国电建中标沙特阿美Jafurah海水淡化项目；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签约沙特阿美Amiral项目工程、采购和施工合同。

全球经济新格局下，对于海合会国家而言，通过与中国的合作不需要再通过其他的节点和支路进行中介就可以直接融入全球价值链。海合会国家还可以借助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跃升，促进自身向全球价值链中心节点的靠拢。因此，中海合作符合海合会国家战略利益，也顺应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的趋势。

（四）新政治经济格局下沙特和伊朗大和解

沙特和伊朗是中东地区的两个重要核心国家，也是全球重要的能源供给国，两国分别代表着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利益。沙伊两国之间的矛盾源于历史、宗教、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分歧，导致两国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和对抗的状态。同时，由于域外大国在中东地区殖民主义影响的残余存在，域外势力的影响也在激化沙特和伊朗的矛盾。这不仅影响了沙伊两国的安全和利益，也给中东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2023年3月，沙特和伊朗在中国的主持下达成历史性的和解协议，同意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并探讨加强双边合作。沙伊“世纪大和解”由此开启了该地区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新纪元。

沙特和伊朗的和解对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首先，有利于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为海合会国家发展提供和平稳定的环境。沙特和伊朗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对话协商，将会缓和区域紧张局势。在伊核问题上，可能为恢复伊核协议和防止核扩散提供支持。作为世界重要的产油大国，沙特和伊朗的和解能够降低石油市场的风险溢价，维护石油供应链的稳定性，并为中东地区长期和平稳定建立了基础。其次，有利于推动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多元化和转型，打破单一依赖石油的发展模式。沙特和伊朗激活1998年签署的多领域总协议，对接自身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计划，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力，并促进在能源、基础设施、科技、金融、旅游等领域的发展。最后，沙特和伊朗都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沙伊两国能够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拓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

沙特和伊朗的和解有利于增强中东地区国家的凝聚力和自主性，提升整个中东地区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作为中东极具影响力的两个地区大国，沙特和伊朗的友好合作能够促进地区内部团结与协调，为中东地区的发展提供政治基础。同时，沙伊的和解对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构成一定程度上的战略威慑。以色列表面上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但实质上是“美国战略影响人”，以色列面对沙伊的历史性和解将会面临极大的地缘战略被动，在一定程度也会牵引美国的战略力量分配与投射，进而对全球地缘政治产生影响，这种不确定的变化反而会提升海合会国家，包括伊朗自身的战略议价权。

四、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海合会国家深化合作的路径分析

全球化发展必然产生不同时代的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体系，近代历史一再呈现着全球生产分工合作和价值链组合。在大英帝国历史上，英帝国通过殖民地构建了“宗主国—殖民地”闭环价值链。英国本土资源有限，英国利用海上军事优势和当时先进的商业模式，在从殖民地获得大量原材料并进行工业加工后，再供给到英帝国势力范围内。在这一过程中，英国根据殖民地不同情况建立不同的治理体系，以保证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同时，为了维护闭环价值链的稳定性，英国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和不平等条约限制其殖民地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强制殖民地只能与英国进行贸易。20世纪全球化高涨期的全球价值链加速扩张，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当下最重要的全球经济基础。当代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以世界各国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进程为主导。二战后，形成了以美西方为主导的西方集团价值链。冷战结束迎来了更广阔的全球化空间，全球主要生产力量被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之中。由此，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基本成形。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国家集团、组织、跨国企业、企业和行业协会等各行为主体通过嵌入和附着全球价值链网络，产生了复杂的结构性和关系性权力关系。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性权力和衍生性权力特点，发达国家可以主导和利用全球价值链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施加霸权，影响他国现代化进程，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限定在为自己服务的特定层级和分工地位上。

（一）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海合会合作路径框架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合会国家集体“向西看”，试图对接美国—德国主导的北美—西欧全球价值链中心节点。但是，美西方大国仅允许海合会国家作为碳氢能源出口国接入全球能源价值链，依靠能源工业进行有限的工业化，严重限制了海合会国家的发展。

国际新政治经济格局下，海合会国家面临战略挑战和机遇，特别是新能源技术革命和新一代人工智能革命，将对海合会国家未来发展产生了复杂的颠覆性和未知性影响。多领域的新技术革命对海合会国家下一阶段的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角度看，海合会国家如果希望在国际新政治经济环境下保持国家发展顺畅，就必须主动全面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之中，并利用其石油资源大力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破除“资源诅咒”，进而获得“资源祝福”。更重要的是，工业制成品能力的获得，既是海合会国家有效摆脱外来进口产品价格波动，有效控制本国通胀的战略诉求，同时也是海合会国家获得工业物质基础，进而保障国家安全的必然战略选择。

在海合会国家多重战略考量中，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硕果累累。中国发起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稳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现代化相得益彰。因此，海合会国家可以通过对接全球价值链的三大关键节点之一中国，借助中国的产业链和规模制造能力迅速地融入全球价值链，打通全球价值链链路。由此，在必然的战略实现中，中海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合作路径则变得清晰可见（图2）：首先通过贸易往来建立中海之间的贸易网络，形成中海深度合作的物质基础和跨区域价值链融合；其次以中海的相互投资建立稳定的产业合作，实现跨区域价值链的互嵌；最后紧随数字经济趋势，中海建立虚实结合的合作，实现虚实经济的协同发展。

（二）中海双边贸易物质基础与跨区域价值链融合

自古以来，中国通过古丝绸之路就与阿拉伯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改革开放后，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起，中国开始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石油，双边贸易规模迅速提升。近年来中海间贸易迅速增长，海合会成员国是中国能源的主要供给方，中国的机电产品、轻工产品、纺织产品、建材产品等深受海合会成员国喜爱。中海具有强互补性的双边贸易形成中海合作的物质基础，也为海合会国家与中国合作融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产业链深度链接的机遇。

首先，中海货物贸易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中国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对海合会成员国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海合会成员国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是中国重要的能源进口来源地。自2020年起，中国连续两年成为阿拉伯国家最大贸易伙伴，阿拉伯国家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原油供应源。其中，海合会国家沙特、阿联酋和阿曼是中国在阿拉伯地区第一、第二和第四贸易伙伴。从货物贸易角度看，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4～2015年石油价格下跌期间，中海贸易进出口总额有阶段性调降，但随后中国同海合会各国货物贸易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近二十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呈现了稳定高增长趋势。从前景角度看，中国作为全球制造强国，未来经济发展战略定位紧紧抓住高端制造业，海合会国家能够提供制造业所依赖的化石资源。由此，即使新能源革命推动未来能源结构转型后碳氢资源在能源领域的占比下降，但“中国制造”中的化工原材料及下游仍然需要有巨大的碳氢资源，这是其它全球价值链中心所不具备的特点。因此，中海货物贸易的合作空间依然广阔。

其次，中海间服务贸易稳定增长，高新领域服务贸易潜力巨大。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高级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构建“1+2+3”合作格局，其中“3”是指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努力提升中阿务实合作层次。在核能合作领域，中核集团与阿联酋、沙特等国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协定，并在铀矿勘探、核燃料供应、核电站运维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在航天领域合作，2017年5月第一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召开，开启了中阿卫星导航领域的深度合作。目前，北斗卫星已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阿曼等国多领域应用，北斗/GNSS技术也大幅提高了阿联酋铁路的建设效率。同时，2018年5月，“龙江二号”微卫星搭载了沙特光学相机，开启了中沙两国在月球和深空探测领域合作的先河。同年12月，中国在2018年为沙特发射了“沙特-5A/B”（SaudiSat5A/B）两颗遥感卫星。2022年9月，中国国家航天局与阿联酋拉希德航天中心签署了关于嫦娥七号任务搭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方将为阿方提供“拉希德二号”月球车搭载、测控和数据接收等服务，双方共享“拉希德二号”月球车探测成果。在新能源领域，目前中国出口的大量光伏、风能产品和技术，2022年中国对阿联酋出口光伏组件产品约3.4GW，同比增长超300%。可以为海合会国家自身的能源转型，绿色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服务支撑。

最后，海合会一体化机制有助于推动跨区域价值链合作。目前，海合会国家内部通过海合会机制已经形成了区域经贸网络，内部资源充分整合为跨区域价值链的合作提供机遇。从内部整合来看，2021年12月，海合会成员国第42届领导人峰会发布联合声明指出，2025年前将实现建立海合会共同市场一体化等目标。从海合会国家能源合作看，绿色能源构建是其重点方向。2009年海湾合作委员会电网互联管理局（GCCIA）建立，协调运行海湾国家跨国电力交易和电网互联互通。海合会国家日照资源丰富，具有光伏发电的资源优势。随着跨区域输电技术成熟与海湾国家能源绿色转型，海湾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将不断扩大。有研究认为，海合会成员国之间通过天然气管道基础设施可以促进区域能源和贸易合作，为海合会成员国进一步提供经济效益。从区域一体化的横向比较来看，2010年至2018年间，海合会成为最有效和增长最快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成员国内部和对外贸易都在不断增长。海合会经济一体化可以充分发挥自由贸易协定优势，同时借助经济自由区嵌入全球分销链。可以预见，随着海合会一体化加强，中海合作框架构建与逐级落实，中国主导东亚价值链与西亚海合会价值链深度融合，可以形成跨区域的价值链放大机制，中国产业链延伸和牵引也将反向推动海合会国家政治经济一体化协同加速。

（三）中海相互投资深化有助提升海湾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

海合会国家早已认识到需要利用资源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进而获得先进技术进而实现本地区的工业化。但是，美国一直对产油国的投资保持高度警惕，为应对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投资和收购美国战略资产的担忧，美国进行了多维度的阻挠设计和行动。进入21世纪，美国更是以海湾阿拉伯国家支持恐怖主义为由，持续限制打压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发展。虽然，有研究认为弱势经济体可以通过努力改善自身全球价值链地位。但这种纯经济学意义上的假设结果，并不会发生于规模过小的经济体，也不会产生于工业化基础薄弱的国家。因此，海合会国家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必须通过新模式，特别通过与中国加深合作进行改善。而从基础来看：

首先，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和中阿合作论坛机制，为海合会国家对接中国价值链进行了顶层设计。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高度互补，中国在多领域具有技术领先、工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大等优势，海合会国家能源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有待开拓。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对海合会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不断上升。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和海合会国家的战略对接路径。海合会国家所提出的本国未来发展计划包括沙特“2030愿景”（Vision 2030）、“我们阿联酋2031”（We the UAE 2031）、“卡塔尔2030国家愿景”（Qatar National Vision 2030）、“科威特2035 愿景”（Kuwait Vision 2035）、“阿曼2040愿景”（Oman’s Vision 2040）和“巴林2030经济发展愿景”（Bahrain Economic Vision 2030）等。在实践中，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海合会国家发展战略，如2022年12月8日中国政府与沙特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愿景”对接实施方案》。中国与海合会国家不带附加条件的经贸合作与投资，有助于促进海合会国家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并以此为契机促进实现海合会国家工业化。

其次，实体层面的中国—海合会相互投资已经全面展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显著提高了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同时，高技术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并且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也会促使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全球价值链的深入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模式使得新兴经济体通过外国市场获取新的知识和技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也会对东道国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从实践与实体合作角度看，在石油化工领域，2016年沙特阿美和中国石化合资建设的中沙延布炼厂已经投产，设计加工能力达日加工40万桶原油，拥有世界领先的炼化设备和管理运营标准；2023年3月，沙特也通过反向投资融入中国化工产业链；在制造基础领域，2023年5月，中国宝钢与沙特合作方共同投资设立沙特厚板公司，主要服务于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油气、造船、海工等多个战略性工业领域。在新能源和绿色能源领域，2017年迪拜哈斯彦清洁燃煤电站项目破土动工，该项目实现了从投资、制造、建造的“全中国化”；沙特红海综合智慧能源项目由沙特与中方合作建设，则是目前全球最大规模在建储能项目。在核能领域，中核集团则与阿联酋和沙特等国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协定，并在铀矿勘探、核燃料供应、核电站运维等领域达成深度合作意向。实证研究已经表明，相互投资能够有效提升双方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并使得双方能够增强获得附加值的能力。

最后，中国同海合会国家的产业园区合作，为海合会国家全方位提升全球价值链能力提供生产性基础能力，可以推动海合会国家调整生产关系，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已经有研究认为，产业园区合作促使全球价值链中心节点在形式上前移至海湾地区，顺应国际生产的短链化趋势，海合会国家在石油相关化工品加工具有极高的资源禀赋，并且海合会国家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在光伏新能源相关领域更具有独特优势，海合会国家可以利用自身资源禀赋进行特色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海合会国家通过同中国的产能合作，链接全球价值链中国节点，跳出过去只接入了全球能源价值链网络的局限，从而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网络。目前，中国在海合会国家投资建设了中阿（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中国—沙特（吉赞）产业园、中国—沙特泰达园和中国—阿曼（杜库姆）产业园等产业园区。2022年10月，中国投资在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开工投产，成为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首家正式投产企业。在中国—沙特泰达园的合作中，泰达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海外园区运行模式输出给沙特工业管理局所辖各园区，有助于沙特的工业园区管理的现代化。另外，中国—沙特（吉赞）产业园总投资61.06亿美元的化工化纤一体化项目已获沙特投资总局批复，该项目是沙特吉赞经济城的首个招商引资项目，也是沙特王国建国以来首个外国独资石化项目。

（四）中海合作新模式推动海合会国家形成全球价值链区域节点

在冷战结束后的上世纪90年代，海合会国家出现了以阿联酋迪拜为代表的“迪拜模式”。2008年金融危机后，光鲜亮丽的“迪拜模式”迅速成为债务高企的“迪拜危机”。海合会国家在认知自身发展模式短板之后，也亟需寻找虚实结合的新发展模式。因此，通过数字经济转型以虚实结合的特色模式，努力成为全球价值链区域节点是海合会国家必然的战略选择，海合会国家与中国的虚实合作为该模式探索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首先，中海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方兴未艾。数字化转型是海合会国家经济多元化的重要路径，海合会国家均出台了数字化转型战略。沙特启动了一项180亿美元的建立大型数据中心网络的计划，计划将沙特转变为海湾地区主要数据中心枢纽。而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上具有较为领先的优势，主要体现在5G、大数据中心、移动支付、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优势和应用落地优势，并且中国自身在数字领域的庞大市场也有利于中国技术不断迭代。目前，中国为海合会国家数字化转型提供的软件、硬件的数字基础设施，已经开始全面落地。如华为已与科威特、阿联酋、沙特、巴林等国10余个中东电信运营商签署技术协议，推动建设5G网络；沙特数据与人工智能局与阿里巴巴、华为等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内容涉及智慧城市建设、阿拉伯语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等。同时，以中阿技术转移中心和中阿博览会为代表的平台，已经成为中国技术转移的重要平台，并为海合会国家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技术支持。中国—阿拉伯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自2015年建立以来，已经建立了阿盟、沙特、约旦、阿曼、阿联酋、埃及、苏丹、摩洛哥、卡塔尔和尼日利亚等10个双边技术转移中心。而技术领域的互动显然有助于产生和创造新的价值链。

其次，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实践表明，物流是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复杂价值链系统依赖高效的物流系统。因此，物流中心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中的内涵价值本身就格外重要。海合会国家位于亚非欧地缘枢纽，发展物流中心优势明显。从中海间物流合作角度看，阿联酋建有16个现代化港口，配套设施十分先进，杰贝阿里港2018年吞吐量为2210万标箱，集装箱吞吐量居世界前10位。中国中远海运于2016年获得了阿联酋哈利法港二期码头35年特许经营权。沙特2020年海运吞吐量超过1,350万吨，在全球排名第20位。其中沙特吉达港是红海沿岸最大港口，是连接亚非欧的重要枢纽港口。卡塔尔哈马德港则是中东海湾主要港口，也是卡塔尔“卡塔尔2030国家愿景”规划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物流管理经验与物流技术输出，显然能够提升该区域港口基础设施的溢出能力。也应看到，本质上跨境电商依赖先进的物流体系，在物流中心建立区域仓储节点能够有效降低电子商务的成本。科尔尼中东公司最新报告预计，到2025年，海合会国家电商规模将达500亿美元。同时，海合会国家的物流业发展可以使得海合会国家成为跨境电商的前置仓，促使海合会国家建立物流产业集群，深度嵌入全球物流价值链。因此，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在实体端的港口设施合作，在虚拟端的管理、物流、电商技术上的合作，将有助于海合会国家区域优势发挥而形成区域价值链节点。

最后，中国企业在海合会国家纷纷设立区域总部。据调查，目前有超过6,000家中国企业在阿联酋展开业务，其中超半数的受访企业表示已经在中东设立区域总部，其中82%的受访企业将总部设立在阿联酋。例如在石油化工领域，2018年6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在在迪拜CNPC大楼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东分公司。在建筑工程领域，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沙特投资部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在沙特设立中东区管中心。在互联网领域，腾讯游戏将其中东和北非地区总部设立于迪拜互联网城（Dubai Internet City）。在物流领域，2018年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化产业互联网公司菜鸟网络与阿联酋航空货运部SkyCargo在迪拜机场建设了一个辐射亚欧非三大陆的eHub（数字贸易中枢），助力菜鸟实现“72小时全球交付”目标。中国企业在海合会国家设立区域总部，能够直面海合会国家市场和中东市场，不仅便于中国企业开展经营活动，同时有利于培养本地化人才，加强海合会国家竞争力，促使海合会国家成为中东地区供应链和价值链上的枢纽中心。同时，在高端服务领域，中国—阿拉伯国家银行联合体、中国—阿联酋共同投资基金等金融投资机制，也为海合会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动力。

五、总结与展望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新环境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海合会国家作为传统能源国，更容易受到国际政治经济新环境冲击影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和能源结构的调整中，海合会国家亟需对未来发展路径进行战略构建。新地缘政治和沙伊和解也为海合会国家发展带来了机遇，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调整，特别是全球发达国家集体产业回迁和回缩，对海合会国家经济转型和工业化进程将产生不可预测的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中海合作为海合会国家通过中国全球价值链中心节点融入新型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机遇，并为跨区域价值链合作创新打开了空间。

首先，从战略格局上看，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发展理念吻合人类发展的历史大趋势，海合会国家希望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和经济话语权，中国与海合会国家两者之间有战略利益的一致性。海合会国家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背景，注定海合会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路定会与众不同。中国积极战略对接海合会国家自身发展战略和计划，在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中互利共赢，能够实现双方共同发展，提升海合会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并助力海合会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其次，从跨区域价值链的合作创新角度看，跨区域价值链的合作既依赖于贸易的互补性，以及产业链相互投资的融合性，同时，更重要的是需要有跨区域价值链的主导国进行内驱动力牵引。以当下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心节点特点和规模体量能力分析，在制成品端，中国的全球枢纽中心节点不仅不可撼动，同时正在向高端制造方向持续攀升。在此基础上，中国与海合会一体化的区域价值链合作不仅具有了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和产业链合作基础，同时中国技术的成熟外溢也为海合会国家发展注入科技力量。

最后，必须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同海合会国家的产业合作并不是所谓的“低端转移”和“资本外投”，而是根据中国和海合会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国家发展情况进行的互补结合，目的在于各自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战略地位，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因此，中国和海合会国家跨区域价值链合作，共同实现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将为全球价值链理论实践延拓提供新范式，更可为海合会国家梦寐以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现实的发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