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并购中四大典型税务风险及通关“攻略”

导 语  

随着国际化步伐的加快，海外并购已成为中国企业获取海外资产、市场、技术和品牌等资源的常见途径之一。然而，对尚处于国际化起步阶段的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国际税务风险仍是其需要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

面对陌生且复杂的国际税务环境，中国企业应及时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税务管控措施，从而有效管理海外并购的国际税务风险，同时合理降低税务成本。本文将在梳理税务风险的基础上，为中国买家提供一份税务风险通关“攻略”。

一、海外并购已成为潮流

在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当中，通过并购海外公司以取得资产、技术、品牌、客户以及市场等资源是中国企业经常使用的投资方式之一。

近年来，中国大规模海外并购案例频发，如五矿资源等企业联营体以58.5亿美元收购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联想集团以29.1亿美元收购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移动手机业务，中粮集团以15亿美元并购新加坡来宝农业公司和以12.9亿美元并购荷兰尼德拉公司等交易，等等。

然而，海外并购是一项机遇与风险并存的行动。对于诸多刚刚涉足这一领域的中国企业来说，在把握机遇的同时，能否准确地对风险进行识别和管控，是成功实施并购的关键。

某局2014年年末，针对该局管辖范围内的“走出去”企业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有接近80%的受访企业因对投资所在国家税收制度的不了解导致了额外的税收负担，而有超过半数的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遭遇到了税务歧视。

随着中国从资本输入国向资本输出国转变，企业正确地识别并有效地控制海外税务风险，对于企业降低海外并购风险，提高投资收益，提升中国企业的良好声誉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在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决策和管理当中，必须不断增强税务风险的防范意识，将税务风险的防控有效地融入到企业的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的日常工作当中，尽快建立健全境内外税务风险管控体系。

二、中企海外并购中四大典型税务风险点

在一项并购活动的初期，投资者通常需要对被投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调查的范围可能涵盖财务、税务、商务、法务等领域。调查的目的在于识别目标公司历史经营期间的潜在风险，以帮助投资者对目标公司的运营状况进行评估。尤其在一项股权并购交易当中，买方可能会继承被收购公司所有历史税务风险。同时，尽职调查的结果常常也是买卖双方交易收购协议条款及价格的谈判筹码之一。

中国投资者海外并购税务风险的识别与管控，首先就在于是否对目标公司展开详尽的税务尽职调查。在实务当中，不少中国企业的管理人员由于对税务风险的防范意识不强，常常忽略税务尽职调查的重要性。导致在交易还未进入正式交割阶段，就已经存在可能导致未来经济利益损失的税务风险。 

比如，中国公司如果希望收购美国公司，不能仅根据我国对有限责任公司的税务处理来理解美国的有限责任公司税务责任，否则就有可能忽略相关的税务影响从而导致潜在的合规性风险。  

美国公司最常见的法律形式包括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LLC）和股份有限公司（Corporation）。从美国联邦所得税的税务属性来看，通常情况下，LLC不直接负有美国联邦所得税的纳税义务，Corporation则默认作为独立纳税实体进行纳税。LLC本身的税务属性取决于其股东的数量，通常情况下，单一股东的LLC从美国联邦所得税的角度被视同为“税务穿透体（A Disregarded Entity）”，即该LLC与母公司属于同一个纳税实体，由母公司进行美国联邦所得税的申报；若LLC存在两个或以上股东时，该LLC从美国联邦所得税的角度被视同为“合伙企业（A Partnership）”进行纳税，即LLC应当根据美国联邦所得税法对合伙企业的规定报送相关的纳税申报表，将其应税所得按照约定的比例分摊至合伙人层面并由合伙人进行纳税。然而，LLC也可以对其美国联邦所得税税务属性做出选择，即可选择按照类似Corporation的独立纳税实体属性进行美国联邦所得税税务申报。  

由上可以看出，美国公司的税收属性对中国公司收购后的美国联邦所得税纳税和申报义务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如中国公司直接收购美国LLC，则中国公司将可能直接在美国产生纳税义务。  

另一方面，收购LLC也可以带来相应的税收利益。比如，中国公司全资收购美国LLC时若通过银行的收购贷款解决融资问题，其产生的部分利息费用在符合美国税法的相关规定情况下，可用于抵减LLC的应税所得，进而降低在美国的税负。同时，从美国联邦所得税的角度出发，收购税务属性为“税务穿透体”或“合伙企业”的LLC将被视同为资产收购，相关收购溢价可以被分摊至不同类型的资产从而提高资产的美国联邦所得税的计税基础。收购后，可以按照增值之后的资产计税基础计提折旧和摊销，并进行税前扣除。若该收购形成商誉，则该商誉也可以按15年的期限进行摊销并在计算美国联邦所得税时进行税前扣除。

若中国企业并不知晓这些规定，未准确申报税前扣除，则会因此损失应得利益，从而导致税务成本的上升。可见，在并购国外公司之前，做好充分的税务尽职调查是一个必要步骤。 

（二）不合理的股权构架有可能导致利润汇回中国时产生额外的税务成本

在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投资股权架构的搭建是提升投资收益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各个阶段中受到中国“走出去”企业关注最多的方面之一。合理的股权架构不但有助于降低境外利润汇回中国时的税务成本，同时也对中国企业在境外的整体布局、区域业务管理、跨境资金调配、未来业务整合与剥离提供了一定灵活性。在设计投资控股架构过程中，必须同时考虑境外税法与中国税法的协调性。 

1. 境外税法以及双边税收协定（安排）的影响

股权投资架构所涉及的境外税收影响主要取决于被收购运营公司所在国家（地区）以及中间控股公司（如有）所在国家（地区）的税收法规以及相关国家（地区）所签订的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

中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过程当中，通常会选择中国香港、新加坡、卢森堡、英国等国家（地区）作为中间控股公司所在地。这些国家（地区）从税务的角度普遍对一些符合条件的被动收入（Passive Income）不征收或征收相对较低的所得税，且往往拥有较为广泛的税收协定（安排）网络。如中国香港、英国均对境外取得的股息所得不征所得税，对向境外支付的股息也不征收预提所得税；卢森堡对来源于境外子公司的符合参股豁免条件的股息所得不征收所得税，而其国内税法同时规定了卢森堡公司向与卢森堡签有双边税收协定的国家的税收居民支付股息亦无需缴纳卢森堡股息预提所得税。

上述国家（地区）是较多中国公司选择的中间控股公司所在地，但若盲目在上述国家（地区）设立中间控股公司用以收购境外目标公司，则可能给中国公司带来额外的税收成本。  

仍以中国公司收购美国公司为例，某内地电信企业在美国收购一家技术研发公司（法律形式为Corporation）。

由于听说中国内地企业常常以中国香港、新加坡的公司作为控股平台以达到税收优化的目的，该电信企业选择设立香港公司作为收购平台。然而，该企业未了解到，由于美国与中国香港之间并未签订双边税收协定，美国公司向中国香港公司支付股息需按美国国内税法代扣代缴30%的预提所得税。如果由中国内地公司直接收购美国公司，则根据美国和中国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对股息所得征收的美国预提所得税税率一般可降为10%。  

2. 国际税收规则变化的影响

保持对东道国税收法规及全球税务规则动态的持续关注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也十分重要。

以2014年9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最新工作成果为背景，世界各国都在不断加强跨境税收管理，以遏制跨国公司对本国税收的侵蚀。如BEPS行动计划第2项行动计划“混搭错配安排” 的工作成果，旨在打击企业利用混合工具规避纳税义务的行为。

在随后短短几个月内，法国、德国等多个国家开始采取相应的单边行动。此外，英国、日本、新西兰等国也纷纷开始考虑对涉及混合工具的税收法规进行修订。在全球并购领域，许多交易团队已经针对最新的国际税收动态考虑对交易架构进行必要的调整，而如果投资团队在这一期间仍然参照BEPS行动计划展开之前的思路将传统混合工具纳入交易安排中，不但无法达成节税的效果，还可能产生不必要的架构搭建成本，并带来税务风险。 

3. 中国国内税法对股权架构的影响

在海外并购当中，企业常常陷入这样一种误区，即将海外并购的税务风险完全等同于海外税务风险。在实践中，企业将精力全部投入到海外税务风险的评估，却忽视了对中国税务风险的评估和管理。  

以境外所得税收抵免为例：某中国企业在收购某大型海外集团时，针对目标集团在中国境外的运营实体进行了详尽的架构筹划，但是没有注意到目标集团下的中国子公司，在收购后形成了“中国母公司-外国子公司-中国孙公司”的“三明治”架构。其中，该中国母公司与孙公司均适用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中国孙公司向外国子公司支付股息可享受5%的股息预提所得税优惠税率，外国子公司（即中间控股公司）收到股息及支付股息在当地都无需缴纳所得税。  

根据中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四条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5号），“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在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抵免限额内抵免。”由于中国孙公司在中国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不属于“在中国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中国母公司在取得自中国孙公司以股息形式逐层汇回的利润时需就取得的股息全额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无法享受税收抵免处理，导致较高的整体税负。

如果该国内企业在确定收购架构时已关注这一税务影响，则在不影响其它商业安排的前提下，可以考虑通过中国国内公司直接收购目标集团内的中国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收购后中国国内母公司将直接持有被收购的中国子公司，根据中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中国居民企业之间支付的股息通常属于免税项目，无需在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两种并购方案产生的实际税负差异在20%左右。

（三）未充分重视收购协议中的陈述、担保和补偿条款可能导致投资人收购后利益受损

收购协议中的陈述、担保和补偿条款是保障投资人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税务尽职调查阶段发现的目标公司税务风险，均可通过在收购协议当中添加卖方的陈述、担保和补偿条款达到降低买方收购后税务风险的目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在收购协议中约定以托管账户的形式冻结部分交易对价直至相关税务风险得到妥善的处理，以保护投资人免于承担潜在的历史税务风险。

2007年，在一家境外知名私募基金投资某上市公司的案例当中，当签署股权收购协议时，买方通过担保及赔偿条款，非常详细地列示了所有已发现的税务风险，并在收购协议中约定以托管账户的形式暂时不向卖家支付部分对价的安排。之后，买卖双方就相关税务风险补偿申请仲裁时，买方根据股权收购协议中的相关条款成功取得了与卖方的和解并得到了相关的补偿。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常常对收购协议中的陈述、担保和补偿条款不够重视。在某些交易过程中，企业聘请的税务专家已经明确建议企业在签订收购协议时应当包括与税务风险相关的陈述、担保和补偿条款，但收购方在最终签署协议时，仍然忽略了对上述条款的添加。在某起案例中，中国公司在完成收购后的次年，境外税务机关就对被收购的企业进行了税务稽查，发现了相关的税务问题并要求该公司补缴税款并接受相应的处罚。这些税务成本由于无法从卖方处取得补偿，最终全部由中国收购公司承担。  

（四）收购母公司未能对境外税务事项进行有效管理

一项成功的收购不仅取决于收购时点的明智决策，收购完成后能否对目标公司进行有效整合，对于收购项目而言更具有长久深远的意义。 

例如，收购完成后，日常经营涉及的关联方交易问题就是企业应该考虑的问题之一。如前文所述，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是近期国际税务的热点问题，而关联方交易又是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行动所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国内某高新技术企业在美国成功完成一笔并购交易之后，根据其业务发展需要发生了一些国内关联公司与美国公司之间的交易。并购交易发生后第五年，美国公司的关联方交易转让定价安排在美国遭到了税务机关的质疑，并导致美国子公司就过去3年的关联方交易进行税务调整，补缴了相应的税款与滞纳金。  

根据企业管理人员的分析，国内公司与美国公司之间的交易定价虽然存在支持资料不够充足的问题，但根据美国公司的职能风险定位，美国公司确实不应留存大量利润，美国税务机关提出的税务调整并不合理。虽然该集团在美国根据税务机关提出的纳税调整要求相应补缴了税款，但国内公司无法对境内应税所得进行相应的调减，集团因此实质上承担了双重征税。

企业管理层对此感到无奈，希望通过改进资料文件的质量避免可能再次出现的调整。如果企业管理层对收购后境外税务事项足够重视，及时对相关转让定价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准备充分的支持资料文档，上述风险导致公司承担额外税务成本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三、中企在海外并购中的“通关攻略”

按照常见的海外并购流程，中国企业应关注七项税务工作要点（见附图），并通盘考虑并做好相应的准备。

 （一）签约前的税务筹划

第一，交易类型影响税务尽职调查和交易架构的安排，而这种影响取决于海外并购的商业目标。

一项海外并购可能是资产收购，也可能是股权收购，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收购海外公司的某项技术、品牌或设备，可以通过资产收购的形式进行；而对海外公司进行参股、或将其作为整体进行并购时，很可能需要通过股权收购的形式进行。选择何种交易类型更多的是商业决定，但不同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税务影响，也会对税务尽职调查和架构设计产生重大影响（见下表）。

 第二，充分利用税务尽职调查识别标的历史税务风险，从而保护买方利益。

税务尽职调查主要是通过审阅目标公司的涉税文件等相关资料，识别未被卖方发现或披露的税务风险或负债，帮助买方更客观、精准地判断目标公司的价值，从而及时调整报价基础和谈判策略。

通常情况下，税务尽职调查的主要关注点包括：

影响税务尽职调查工作的因素有很多，一般包括交易类型是资产交易还是股权交易、目标公司分布于哪些海外国家、各国税制情况、需要调查的历史期间长短等。因为每个国家的税制体系独立且各不相同，而且从税务角度每个公司都是独立的纳税主体，因此目标公司涉及的国家越多、包含的法人主体越多，税务尽职调查所需要投入的专业团队和资源就越多。

第三，筹划得当的交易架构可以降低整体税务成本、提升交易的确定性和灵活性。

控股架构筹划得当有助于降低三个环节的税务成本，包括交易环节、未来利润汇回环节和投资退出环节。控股架构主要解决“并购主体”在哪里、以何种法律形式、与中国企业的股权隶属关系等问题。控股架构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海外商业目标、运营安排、监管和税务等因素。设计得当的控股架构可以借助各国税务法规下的优惠待遇以及国际间的双边税收协定优惠，使未来投资收益返回中国企业时，可以按照优惠待遇缴纳较低的税费，最终提升投资的净收益。

在架构设计中，也可以考虑通过企业的境外投融资平台进行全球的投资管理。而在选择平台时，除了考虑商业和融资等因素以外，还可以通过有效的国际税务筹划，实现海外投资整体税务效益的提升。

但是，企业无论选择何种控股架构，均会面临越来越严格的国际反避税审查。如果只是为了降低或推迟缴纳税务成本，且这些平台公司缺乏合理的商业实质，则这样的安排将面对越来越高的税务风险。

融资架构筹划得当有机会降低未来目标公司层面的税务成本、提高资金回流灵活性、平衡境 外借贷的现金流。融资架构主要解决资金从中国企业到达“并购主体”的途径、法律形式等问题，以及如何通过设计架构实现最终由目标公司承担并购贷款的成本和还款义务的目标。融资方案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资金成本、融资条件、汇率和税务等因素；对于大型企业来说，还需要考虑多种融资渠道和形式的影响，如国内银行贷款、增发、境外发债等。设计得当的融资架构不仅可以在中国企业（或集团内的并购贷款借贷主体）和境外“并购主体”之间建立通畅的资金通道，而且可能使得贷款利息费用在目标公司层面得以税前扣除，从而降低目标公司的所得税成本。

然而，融资架构的筹划在当前国际税务环境下会面临诸多检视或限制，需要预先通盘考虑。比如，很多国家对于企业向其关联方借款的额度是有限制的，超限部分的利息费用可能无法税前列支；很多国家对于此类关联方借款的利率水平设有标准，过高或者过低都有可能被税务机关质疑。这些规定在每个国家都不同，因此并没有一个通行于全球的方案，需要结合各国的税务法规分情况制定。

第四，对交易合同税务条款充分审阅，以寻求合理的保护/补偿机制。

在海外并购过程中，交易合同通常由律师起草，但其中的涉税条款则需要由税务顾问审阅并提出意见。审阅意见主要基于对已完成的税务尽职调查工作、交易架构设计以及交易环节的税务影响的综合分析而提出。税务条款的作用主要包含三项内容。

确立针对标的历史税务风险的保护或补偿机制。 对于买方而言，税务尽职调查工作中识别出的历史税务风险是交易谈判的重点之一，若不能在交易价格中直接进行调整，也至少要在交易合同中设定对于买方的保护或补偿机制，常见的方式是卖方在合同中列明对于历史风险的承诺与保证条款，对不确定事项进行税务匡算并设立资金监管账户，把一部分交易款存放于监管账户中并引入资金释放条款。

交易架构获得法律体现。 买方设计的交易架构需要在交易合同中得到精准的体现，比如选定的境外“收购主体”、资金流转方式和法律属性、债务债权转让方式等，以帮助买方在法律上将前期交易架构筹划的结果予以体现，也有利于未来交易执行过程中交易架构的有效落地。

明确交易环节税费承担义务。 海外并购的交易环节会触发交易双方的纳税义务，如股权转让涉及的所得税及 印花税；资产转让涉及的所得税及各项流转税（如增值税、不动产登记税等）；或者某些国家的税法对于买方赋予的代扣代缴税款的义务等。在有些交易中，卖方可能会要求将个别税费转嫁由买方承担，或者反之。为了避免产生歧义、保证交易顺利进行并明确这些额外税费成本对交易对价现金流的影响，需要在交易合同中对上述交易环节的税费及纳税义务承担方进行明确。 

（二）海外并购后的整合考量

第一，确保交易架构落地，以实现前期筹划的预期效益。 

交易架构的落地就是按照设计好的交易架构，通过设立相关公司、安排资金流等，使建立的交易架构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交易架构的有效落地，将直接关系到对前期筹划工作的预期效益的实现。为了确保交易架构能够发挥既定的商务及税务目标，投资者在架构落地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相关工作的实施细节与进度。如与相关国家/地区投资监管部门或税务机关进行事先沟通，积极寻求可能适用的税务优惠政策或预先裁定。此外，针对交易架构中设立的海外平台公司，应确保其具备商业实质，以顺利实现架构筹划中利润汇回、投资退出等相关税务效益的提升。

第二，实现并购后的业务整合，提升集团整体运营效益。

 大部分中国企业收购海外目标资产/公司的目的，通常不仅在于优化自身财务表现，更多是出于战略投资的需要。因此，在并购交易完成后，投资者应从集团整体的价值链入手，整合目标资产/公司的业务，以提升集团整体运营效益。一般而言，业务整合的常见形式包括境内外生产、销售和研发的交易安排。其中，针对某些可能适用税收优惠政策的交易形式（如技术引进），需要积极评估相关交易适用税收减免政策的可能性，并及时履行相关审批/备案程序。公司对于某些业务整合形式可能带来的额外税务成本也需要进行预判，比如海外标的公司回中国成立外商投资企业，可能从税务角度构成“中外中”的结构，在未来利润汇回时存在一定的税务低效。

在上述业务整合过程中，一般均会涉及跨境关联交易安排。随着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一揽子国际税收改革行动计划的执行，跨国关联方交易已成为国际反避税调查的重点关注对象。为避免关联交易产生的转让定价风险，企业管理层需要对业务整合涉及的关联交易进行转让定价分析，明确并购目标公司在集团整体的价值链中承担的风险和职能，并建立合理的全球转让定价政策。此外，业务整合涉及的跨境交易可能存在潜在的常设机构风险。因此，在设计业务流时，投资者需要考虑如何规避包括转让定价及常设机构在内的各项潜在税务风险。

第三，建立税收风险管控体系，实现对海外业务的长效税务管理。 

中国企业在并购完成后需要建立完善的税收管理体系，以实现对于全球业务的全面管控。健全的税收风险评估和管理机制，可以帮助投资者对并购标的进行长效的税务管理，从制度和系统层面降低未来出现类似税务问题的风险。 

鉴此，投资者可以在评估具体的历史税务风险的基础上，由点及面，从风险管控制度的高度，建立完善的税收风险评估及管理制度，通过有效的税收风险评估机制及时识别运营过程中的税务风险，并在遇到税务问题时积极寻求帮助（如借助国际税务顾问的专业资源、启动税收协定安排下的双边协商程序等），以积极的态度和专业的手段管理海外标的的税务风险。

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既需要在并购前识别标的的潜在税务风险，设计出税务高效的交易架构，并与熟悉当地税务环境的交易对手进行沟通和谈判；也需要在并购后考虑如何与标的公司进行业务整合、如何通盘考虑中国企业的全球业务布局，以及与之相关的税务筹划及风险管理。这些都对中国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因此，中国企业应及时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税务管控措施，从而有效管理海外并购的国际税务风险，并合理降低税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