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神话：亚洲供应链正面临怎样的变化

一、全球供应链仍保持持续扩张

报告认为，尽管逆全球化和近岸外包热议不断，但全球供应链仍在持续扩张。全球大多数主要地区的区域采购量都在下降，这表明近岸外包策略可能尚不普遍。报告的这一结论主要基于两方面证据：

首先，全球中间产品贸易历经困难期后仍保持增长。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2年期间，全球中间产品贸易平均年化增长率为6%。这种强劲扩张意味着，有关逆全球化和国际供应链网络倒退的流行说法尚为时过早。同时，与货物贸易总额相比，中间产品贸易约占贸易总额的一半，这一比例在过去十年中基本保持稳定。

在2018-2022年期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进口国和出口国（图2）。支撑这种主导地位的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生产的最终装配阶段所持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也证明了中国工业的制造能力，当地生产商正在对各种价值链进行垂直升级，以生产更复杂、对规模更敏感的零部件。例如：目前中国电池产能至少占全球电池产量的一半，中国的一些相关组件产能在全球一些相关组件产量中占比70%以上。

其次，至少目前近岸外包仍未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报告发现，

大多数地区的生产商的中间投入品仍然来自于本地区之外。在该报告样本周期内，即使排除初级产品（通常是未加工的自然资源），区域内采购量在大多数地区也有所下降。但亚太地区是唯一的例外，因为2018年至2022年间亚太地区的区域内采购量有所增加，即亚洲区域内进口份额从2018年的59.7%小幅上升至2022年的60.6%。

正是基于这样的数据分析结果，报告认为除极少部分例外，“全球跨国公司已经将其国际供应链转移至与本土临近的地方”的这种普遍假设目前仍未成立。报告也解释了其原因，认为大规模近岸外包的明显缺失可能源于重新配置供应链的“粘性”和“滞后”:

• 供应链已经根深蒂固，并且已经发展了几十年，包含了既定的人际关系、合同和基础设施。打破这些既定的模式需要周密的计划和协商。

• 全球供应链规模庞大，往往跨越多个国家和大洲，带来了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的物流挑战。

• 重新配置供应链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而许多企业需要时间来获取这类资本投入。

• 法规和合规问题可能进一步延长重新配置供应链的时间表。

• 供应链调整还涉及评估和降低潜在风险，例如：政治不稳定或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而且这些风险仍然不稳定，企业必须采取循序渐进的战略方针。

报告认为这些因素增加了跨国公司在考虑其供应链中任何转换的准备成本，从而增加了维持其现有采购策略的吸引力。此外，即使在重新分配供应链的经济条件成熟时，这些因素也可能导致跨国公司延迟实施调整。

报告中提到的极少数例外主要是相对较近的墨西哥对美国中间产品出口的回升。墨西哥被广泛认为是最能从美国近岸外包投资中获益的新兴市场，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近，制造业基础设施发达，并且建立了美墨加协定（USMCA）等贸易协定。利用美国月度进口数据，报告发现，在2018年至2022年间，墨西哥在美国中间产品进口中的份额保持相对稳定（除了2020年3月至5月新冠疫情早期阶段）。但当将数据扩展到2023年上半年时，情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即自2022年11月以来，墨西哥已超过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投入供应国。此后，中国在美国中间产品出口总额中的份额从2022年的12.6%稳步上升至2023年6月的14.5%。

二、亚洲供应链正面临重大变化

报告认为，美国和日本已开始与中国脱钩。报告中提到，中国在美国中间产品进口中的份额从2018年的18.5%下降到2022年的14.1%。到2023年上半年，这一比例进一步下降至11.4%。最大的降幅发生在2018年至2019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下令加征关税期间。2018-2022年间，中国对日本的中间产品进口的重要性也有所下降，相关份额从26.5%降至24%。这一转变反映了日本对“去风险”的承诺。特别是，日本设立200亿美元的基金以吸引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限制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以与美国的技术贸易管制措施保持一致等措施加速了这一趋势。

报告认为，中国作为生产投入出口国，其重要性在美日之外的其他主要国家仍有所提高。根据该报告的数据，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中国在德国中间产品进口总额的份额从11.1%增至15.9%，在巴西中间产品进口总额的份额从22.2%增至26.4%，在澳大利亚中间产品进口总额的份额从29.5%增至33.1%。对行业贸易数据的分析表明，推动这一增长的因素是电子、机械和化工产品的投入。在英国，同期中国在英国中间产品进口中所占份额从10.3%上升至15.1%。英国脱欧后对欧盟投入的依赖减少，是英国从中国进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欧盟在英国国际采购中的份额已从2018年的57.2%大幅下降至2022年的43.1%。

根据该报告的数据，中国还将出口转向了其他目的地。越南和马来西亚作为中国中间产品出口目的地的份额涨幅最大。报告认为组装等下游活动已开始转移至中国境外，这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避免美国对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征收更高关税和金融制裁的双重压力，也导致了中国零部件出口的增加，而这些零部件原本是在中国国内市场进行交易的。

报告还发现中国自身国际供应链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表1）。韩国和日本在为中国生产提供国际投入方面的作用已经缩小；2018年至2022年，它们在中国中间产品进口贸易中的份额分别下降了2.8和2.1个百分点。这些较低占比在2020-2022年间一直持续，这表明这些变化本质上是结构性变化，而不仅仅是半导体商业周期的反映。同样，美国在中国中间产品进口篮子中的份额也从2018年的8.4%降至2022年的7.5%。

报告发现，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但大陆越来越依赖中国台湾的投入。2018年至2022年期间，中国台湾在中国大陆中间产品进口中的份额从12.2%升至14%。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在中国的采购策略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报告还发现，全新供应链“热点”正在亚洲涌现。亚洲的供应链传统上由少数几个国家主导。该报告数据揭示，在出口方面，2018年中国在亚洲地区中间产品出口中的份额最大，为35.5%，其次是日本（12.2%）和韩国（11.7%）（图6）。过去5年内，亚洲三出口国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在进口方面，在该报告可获得进口数据的11个亚洲国家中，中国是其中9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但是，中国、韩国和日本在亚洲中间产品出口中的份额从2018年的59.4%降至2022年的54.8%。

报告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测算该地区中间产品贸易的市场集中度时发现，亚洲中间产品贸易的多样化也很明显。亚太地区全球中间产品出口的赫赫指数在2018年至2022年间明显下降，表明在过去五年中，亚洲中间产品出口在各国之间的分布更加均匀。

区域内贸易变得更加多样化。

该报告发现，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的中间产品出口实现了两位数的年增长（图8）。相比之下，亚太地区经济体在此期间的中间产品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5.9%。中间产品出口的多样化证实了最近亚洲外商直接投资的趋势，国际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将其他亚洲经济体作为绿地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两大类之一）的目的地。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2010-2014年，中国占亚太地区绿地投资流入的27.7%，但到2022年，这一份额已降至4.9%，而同期热点国家的份额从33.7%飙升至56.7%。印度是主要受益者，其占亚太地区绿地投资流入的份额从2010-2014年的10.1%增加到2022年的21.1%。

三、供应链韧性具有多重调整路径

报告发现，越南、印度尼西亚、台湾、澳大利亚、印度、马来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七个供应链增长“热点”经济体的中间产品出口总额增长高于平均水平。

报告认为，这些热点经济体采取不同路径应对中美供应链脱钩。一个共同的主题是，所有经济体都在以牺牲中国为代价进入美国供应链。这一点也证明了中美贸易冲突增加了其他国家的贸易机会这一在学术圈广泛存在的观点。他们发现，造成不同经济体的反应差异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产品专业化或各行业受到冲击的程度，而是各国的特定因素。这一发现表明，各个国家的举措比其现有的生产能力更重要，而这类生产能力代表了国家政策在引导企业投资新设施、贸易基础设施和/或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机会方面的重要性。

报告还发现这些热点经济体在中国的国际采购策略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表明，管理全球供应链的“中国+1”战略现在正在让位于更类似于“中国+1、2、3”战略。

报告数据揭示，越南和中国台湾在美国和中国的供应链中都变得越来越重要。越南在美国中间产品进口中的份额增加了2.5个百分点，在中国中间产品进口中的份额增加了1.2个百分点。牛津经济研究院基于总贸易数据（包括资本和最终产品贸易）的专有研究表明，到2023年，越南将继续从中国的供应链重组中受益。2023年3月至9月，中国从越南进口的商品增长了12.8%（经季节性调整）。同样地，在2018年至2022年间，中国台湾在美国中间产品进口中的份额增加了1.2个百分点，在中国大陆中间产品进口中的份额增加了1.8个百分点。

印度是个明显的例外，其日益融入美国的供应链，但对中国的国际采购而言已不那么重要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印度所认为的“多结盟”贸易和外交政策相矛盾，通过这种政策，印度与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的多个国家保持贸易和投资联系。

展望未来，报告认为，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预计亚洲供应链的格局将继续演变：

首先，中美紧张局势加剧和台海局势紧张将继续迫使跨国企业优先考虑供应链的韧性，从而推动供应链的多元化和重新定位。其次，西方政府产业政策的复兴为企业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补贴，促使它们至少将部分生产网络迁回本国。第三，企业受益于在工业网络密集的地区共同选址，因为它们可以共享资源，找到更匹配的技能集合、供应商和客户，并从创新中受益，毕竟外部规模经济会帮助那些在全球供应链中占关键份额的国家继续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人才，即便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也会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