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对阿尔巴尼亚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接连不断。公众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政治事件，包括地方选举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政党内部冲突不断。在这一年里，激烈的权力斗争和高层腐败丑闻频发，明星政客和官员司法案件缠身，“几家欢喜几家忧”。但遗憾的是，今年与以往一贯的趋势是，少数政客专注于获得权力或维持稳定，而国内大多数普通百姓则在努力维持收支平衡。

国内政治、选举与权力斗争

在阿尔巴尼亚，追求政治权力的风格一向“大胆粗放”。2023年，反对党再次陷入了权力的漩涡，党派内斗尤为激烈。执政党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PS）年初全面启动了选举。该党派由领导人埃迪·拉马（Edi Rama）全权掌控。在他掌权的十年中，似乎已经有效消灭了所有反对派。除了牢牢把控中央政府外，他还通过稳固地方层面的政治影响力证明其执政实力。

与此同时，最大反对党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PD）却再度陷入内部斗争。如何平衡领导者个人的政治意愿与党派政治需求，成为该党面临的棘手问题。民主党的冲突几乎耗尽其所有资源，导致无法集中精力与拉马的社会党抗衡。随着前总理萨利·贝里沙（Sali Berisha）将滑稽姿态、悲情叙事和政治破坏行为演绎得淋漓尽致，再次成为2023年政坛的焦点， 民主党内部分裂的态势丝毫没有转好的迹象，甚至面临“存亡”威胁。

与上述两党不同，作为反对党之一但影响力较小的自由党（Freedom Party, PL）也仍然身处政治博弈之中。尽管前总统伊利尔·梅塔（Ilir Meta）回到党内重新掌权，他与贝里沙的反对党联盟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一年来，梅塔不仅被指控即将成为西方的下一位“不受欢迎者，而且官方针对梅塔的调查高达数百起。一场高级别调查几乎导致其锒铛入狱。不过，截至年底，以上调查和指控尚未取得实质结果。

与往常一样，2023年地方选举的焦点仍旧是政党领导人，而非地方行政官员和候选人。尽管正式的竞选活动于4月中旬才开始，但各政党早就提前数月为各个城市的候选人进行选举宣传。地方选举最终演变为一场“三人传”，其他候选人在他们面前纷纷显得黯然失色。

社会党在地方选举中具有显著优势，因为他们在2019年至2023年的过去四年中控制了绝大多数城市，并且是中央政府的实际掌控者。这种权力的多层交织赋予其更多能力、影响力、资本以及选票。拉马亲自任命了各个城市的社会党候选人，希望他们都能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同时，贝里沙领导的右翼民主党派系与梅塔的自由党联合出战，提出统一战线来对抗其共同对手社会党。

地方选举：人们普遍认为，地方政府是中央权力的“基石”。2023年5月，阿尔巴尼亚公民投票选举市长和市政委员会成员。尽管选举的过程中不乏关于欺诈和不当影响的指控，市民们仍以务实的态度对待选举。选举结果显示，尽管右翼民主党在一些城市中也取得领导权，但拉马领导的社会党获得了更全面的胜利，仍掌握着87%的地方政府。社会党取得的票数与2021年几乎相同，这表明选民对该党的支持度并未显著上升。另一方面，右翼政党选票的下降幅度却创下2017年以来最大值。

贝里沙和梅塔领导的“我们一起赢”（“Together We Win” ）联盟获得了大约50万张选票。非官方的统计结果认为，贝里沙得到了约40万张选票，剩余10万张选票投给了给梅塔。这造成了以贝里沙为核心的选举联盟的内部权力失衡。尽管被美国和英国视为“不受欢迎者”，贝里沙从未离开过政坛中心。

但总体上地方选举的投票率创下历史新低，表明很大一部分选民拒绝参与政治选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简单归咎于哪一方政党，不论是对民主党还是社会党，都存在对其感到失望和厌倦的选民。

在 “庆功活动”结束后，拉马及其领导的社会党开始正式上任。2023年9月，拉马对政府内阁进行了重大改组，涉及7名新部长的任命和5名原部长的离职，近40%的内阁岗位发生了变动。政府将执政成果归功于自己的努力，而将失归咎于内阁成员的个人过失。人事变动的部门包括财政部、农业部、教育部、卫生部和企业保护国务部（the Minister of State for Entrepreneurship）。政府新设立了地方政府国务部（the State for Local Government），同时解散了标准和服务国务部（the Ministry of State for Standards and Services）。内阁改组的原因在于一些旧部长面临腐败指控。政府内阁的频繁更迭已经对国家的稳定和各部委的顺利运作产生了负面影响。走马上任的新部长被寄希望避免进一步的混乱，但所有权力和决定都掌握在拉马总理手中，部长们只能对现状产生轻微的影响。

另一方面，自2013年下台以来，贝里沙依旧积极参与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和公共事务。然而，远离政坛的权力中心导致其势力有所削弱，其政党基础也不再牢固。现年79岁的贝里沙仍处在与司法系统的“战斗”中。去年10月，他和家人被指控犯罪。围绕贝里沙的源源不断的麻烦表明，这位前总理的政治遗产在当下的一段时间内仍将继续受到审查。在阿尔巴尼亚制度转型史上，这位全能的前领导人首次被法院指控“被动性腐败”（passive corruption）。虽然作为被调查的对象，贝里沙不能离境，他仍多次在议会大声喧哗并制造混乱——议会现场投掷烟雾弹、发生的肢体冲突等场景对于贝里沙已经屡见不鲜。12月初，更有人试图进一步通过法律途径限制其行动自由，将贝里沙软禁在家，让他意识到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丑闻与现实——超越正义

2023伊始，阿尔巴尼亚爆发关于跨大西洋关系的政治丑闻。一起美国国内的腐败案在阿尔巴尼亚引发了紧张的局势，使人对阿尔巴尼亚的政治运作方式，及其“人情往来”（exchange of “favors”）在多大程度上从国内延伸至国际产生质疑。这类阴暗的腐败事件虽然并不新鲜，但一旦由美国司法文件提及，其意义显然就大不相同了。一名负责调查俄罗斯寡头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前任高级反情报官员麦戈尼格尔（McGonigal）被控制违反美国制裁，并秘密为俄罗斯寡头办事。他还被指控向美国联邦调查局隐瞒与阿尔巴尼亚情报官员多次同行前往阿尔巴尼亚的关键细节。起诉书指出，前联邦调查局官员与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在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举行会面，与涉嫌约25万美元的贿赂存在直接关联。证据表明，双方会面的目的是为了换取上述贿赂并谋取私利。但拉马声称，他们的会面是政策性的（policy-oriented），与金钱交易无关。麦戈尼格尔案在登上反对党头条新闻的六个月后最终淡出公众视野。经核实，拉马没有涉及任何不正当的行为，因此“洗清”了所有嫌疑。

此外，前副总理兼前财政部长阿尔本·阿赫梅塔伊（Arben Ahmetaj）因四项刑事犯罪而受到调查。这些指控包括隐瞒财产或虚假申报财产、被动性腐败、洗钱和滥用职权。阿赫梅塔伊逃离了阿尔巴尼亚，截至 2023 年 12 月，尚未因其犯下的罪行而被追究法律责任。

2023年夏季，卫生部因非必要的、滥用职权和腐败行为而受到审查，从而引起了广泛关注。受到重点调查的是一项可疑的公私交易，一家几乎“不存在的”（a nearly non-existent company）公司竟然投入 1 亿欧元用于医疗设备消毒。2023年7 月，阿尔巴尼亚特别反腐败机构（SPAK）的检察院办公室向前卫生部长伊利尔·贝齐亚 （Ilir Beqja）和前财政部长什克尔奇姆·茨阿尼（Shkëlqim Cani） 发出“出庭令”（“order of appearance before authorities”），质询他们参与手术设备消毒拨款的事宜。调查持续了三个月，卫生部前副部长兼秘书长被捕。部长们仍在接受调查，但尚未被证明有罪。社会党执政的十年中，已有多名成员被起诉、指控和逮捕。其中大部分被指控“滥用职权”，而大多数案件都涉及私营公司。

然而，“选择性正义”（selective justice）的司法惩戒似乎只对前部长或总理关系密切的政客进行，这种“胜利”不是绝对的正义，而可能引发社会党挑起的冲突和激烈的党争。针对该党对手贝里沙，一系列法律行动对于这个曾经的政治铁腕人物造成了不小冲击。尽管贝里沙否认了有关其政治行为不当的指控，并声称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出于政治动机的攻击。贝里沙不改自信且狂妄的作风，他指出，任何针对他的决议都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贝里沙惹上的麻烦始于2021年，他因涉嫌腐败而被美国国务院和英国政府认定为“不受欢迎者”。美国国务院指责贝里沙的腐败行为破坏了阿尔巴尼亚的民主，而英国政府则指出了贝里沙与犯罪分子之间的腐败联系。如今，贝里沙已经把议会作为他的下一个战场，战斗方式就是制造议会混乱和冲突。为此，贝里沙被禁止进入议会，尽管对手不断努力试图逐渐消除贝里沙的影响力，但他依旧活跃在媒体采访中。

阿尔巴尼亚“蓝色的秋天”（“blue autumn” ）

腐败问题在阿尔巴尼亚的历史中根深蒂固，因为该国众多致富的机会主要集中在拥有政治权力关系的人手中。在阿尔巴尼亚的每个选举年，国内“现金流”都会出现异动，犯罪活动也相应增加，2023 年也不例外。为了维持财富，富商与政客交换利益，提供政治支持以换取保护和实惠。在地方选举中，犯罪与政治之间某种和平且有利可图的共存方式变得显而易见。然而，仍未得到公开证实的是国家警察（或称“蓝制服”）与犯罪分子的联系。他们理应为人民服务、保护人民免受犯罪侵害，但在 2023 年秋天，有组织犯罪和与国家警察腐败关系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

阿尔巴尼亚国家警察因未能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而受到审查。有有关警察与犯罪分子相勾结的报道引起了公众的愤怒。几个月之内，这就从谣言变成了事实。公民质疑警方究竟参与了多少犯罪活动，并担忧政府是否会采取行动还是单纯地将其视为孤立事件。警察与罪犯合作的程度尚未揭露，但很明显，警队的现状并未达到社会期望。警队内部的腐败问题一直持续存在，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该机构造成了影响。遗憾的是，一些怀着积极变革的愿望加入警队的警官却被贪婪所吞噬，选择了腐败之路。此外，不断地政治任命人员和替换警员也加剧了腐败，还导致经验丰富的职业警官流失。这一趋势影响到了所有部门，尽管警方做出了一些值得称赞的努力，但该机构目前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之一。

秋季的一起关于 Sky 和 EncroChat两款加密通信工具的新闻再次引发了公众的怒火。有关报道揭露了公职人员与犯罪集团可能存在合作。对该事件的调查导致多名现任和前任警察被捕。阿尔巴尼亚特别反腐败机构SPAK 已签发了几份调查令。调查显示，甚至有警界高层参与其中，Sky软件案还提到了警局领导人的名字。2023年1--11月，共有69名警察被捕，这表明针对参与犯罪活动的国家警察的打击力度明显加大，与往年相比出现了质的变化。SPAK 的连续调查揭露了高级警官和犯罪头目访问警察和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库以窃取信息的案件，并将这些信息与参与国际贩毒的组织共享。

Sky网络通讯的中断揭露了地拉那第六警察局犯罪科主任犯有三项刑事犯罪：滥用职权、贩毒、为谋杀提供掩护。地拉那前警察局长埃尔曾·布雷查尼 （Erzen Breçani）遭到逮捕，因洗钱和支持犯罪分子的指控而被SPAK拘留。

十多年来，饱受丑闻以及多位内政部长被解雇或辞职的困扰，国家警察一直是拉马政府的“痛点”。2023年，腐败盛行的“纸牌屋”似乎摇摇欲坠。但最令人不安的是，逮捕行动不是由阿尔巴尼亚当局（Albanian authorities）发起，所有指令均来自合作机构（partner institutions）。尽管过去也曾出现过警察与犯罪分子严重勾连的情，但 2023 年，欧洲刑警组织、欧洲司法组织和其他机构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不可否认的证据，阿尔巴尼亚当局仍有义务采取行动。

批评指出，各种细节显示了当前警界的系统性堕落，如警察领导人的奢华生活方式和物质财富给下级警员提供了效仿的糟糕榜样。他们批评警方越过法律界限，可能导致在某些情况下，警员会与上级勾结以谋取私利。同时，警员与其上级之间产生怨恨并缺乏信任，并进一步加剧剥削和滥用权力的问题。当腐败和忠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时，问题就出现了。警员们利用自己的职位来获取财富和影响力，抵挡不住犯罪的诱惑已经成为警员们的常态。回顾阿尔巴尼亚国家警察组织成立之初，建立在坚实的职业信仰之上，数百名警察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了生命。而背叛这些信仰的人本质上就是共犯。公民对于警察已经感到失望，他们对本应象征国家价值观并保护国家公民的“蓝制服”感到不满。当前系统的缺点呼吁政府亟需尽快做出重大改变。

观点与现实：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局势一直主导着公众讨论的话题，和其他国家一样，公众期待寻求一种正当的政治解决方案。然而，尽管高层表态不断，对犯罪嫌疑人的起诉和逮捕也已经执行，阿尔巴尼亚人的处境仍没有明显改善。2023年，起诉高层腐败的案件有所增加，但对犯罪者的惩罚力度往往不够。其中许多人利用法律漏洞钻空子，或是延长其“接受调查”状态。尽管他们通过腐败和犯罪活动赚了数百万美元，但其资产很少被没收。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可以让犯罪分子保有不义之财？尽管犯罪行为很严重，违法的政客、警察局长和部长等掌权者及其家人往往受到宽大处理，甚至只受到轻微的谴责。

2023年，阿尔巴尼亚人见证了多位前高官和前领导人的“跌落”，他们被指控犯有前所未有的不当行为。这些事件引发了数百小时的公开辩论、数千条头条新闻和持续的问责叙述。然而，严查不代表正义已至，人民依旧没有等到公正的司法判决。对犯罪个人的惩罚不应限于剥夺政治身份，仅仅将他们逐出政治舞台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为其违法行为承担后果。人们越来越担心司法改革的焦点是否会从追究腐败个人的责任，转向利用改革作为获取政治利益的工具。各种团体或个人正在利用所谓的正义来谋取私利，而不是为公民的集体利益服务。司法改革似乎是出于政治议程，而不是为了正义、法治和人民利益的基本原则。

结语

2023年，执政党巩固了对国家机构的控制，并提高了整体影响力，使国家发展轨迹更加清晰。这再次证实了这样一个观念：权力产生权力，影响力的“车轮”一旦启动，就很难阻止其前进。相比之下，反对党则进一步受挫，其处境更加岌岌可危，乃至濒临灭亡。今年又是有影响力的人物凌驾于政治价值观之上的一年，左右翼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少数人的斗争一直在多数人的战场上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