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承包工程，指中国工程企业，承包境外建设工程项目活动，包括咨询、勘察设计、监理招标、采购施工、安装调试和运营管理等。在国际互联互通、产能合作、城市化与智慧城市建设、“一带一路”及中企“走出去”推动下，中国海外承包工程市场，近年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但随全球工程市场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承包市场需求整体低迷，项目趋于大型综合化，境外业主要求越来越高，工程承包模式不断变革，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以及中国法律法规做出重大调整等。面对这些新问题和挑战，中国工程企业应居安思危，探索相应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一、中国企业海外工程承包的市场业态

（一）业务规模持续增长，新签合同额下滑

近十年来，中国工程企业，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海外工程承包市场营业规模，总体稳步攀升。据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685.9亿美元，同比增长5.8%。2018年1-9月，完成营业额1089.9亿美元，同比增长6.4%。但同時，新签合同额的增速开始放缓。2017年新签合同额2652.8亿美元，同比增长8.7%。而相较2016年16.2%，下降将近一倍。2018年1-9月，新签合同额1545.1亿美元，同比下滑8.1%。近十年来首次出现负值，说明海外新市场开拓存在变数。

传统三大优势专业领域，交通运输、房屋建筑和电力工程。2017年，中国企业在ENR国际250强榜单中，3大领域营业额均为第一，分别占比33.6%、24%和20.6%。一是交通运输增速较快。铁路、公路、桥梁和港口建设等，新签合同额增长近三成。二房屋建筑稳步增长。尤其超高层建筑施工优势突出，增幅较大。三电力工程保持热点。火电、水电、风力和太阳能，在全球能源互联网络建设的参与度提升。水利建设、通讯工程和石油化工等，也保持领先地位。此外，开始探索BOT（建造—营运—移交）和PPP（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模式，参与大型国际项目。尝试海外并购企业，优化业务结构和市场布局。相关工程承包的综合开发及多元化经营项目，寻求新增长点。

（二）海外市场格局，稳中开始变化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近40年发展，已在全球190个国家开展，其中90%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

一亚洲独占鳌头，近年增速稳定，约占一半儿份额。2017年新签合同额1400亿美元，占总54.1%。

二非洲第二大市场，开始出现下降。受国际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低位，各国财政紧缩影响，2016年完成营业额开始下降。2017年新签合同额首次下降，由此前约占总三分之一份额，降至占28.8%。

三拉美市场低迷，下滑加速。由于委内瑞拉和巴西等主要标的国经济衰退，建设资金匮乏，2016年完成营业额开始下滑，2017年新签合同额仅占总比6%。

四欧美澳发达市场，规模较小。2016年新签和完成双双下降。2017年新签合同额，除欧洲（主要中东欧）拓展显著外，美澳市场，只能通过投资并购等模式，探索市场进入途径。

另外，在市场分布上，正加速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集中。在各国产业升级、改善投资环境、优化能源结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大环境下，中企工程承包，近年发展进入高峰期，增速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尤其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后，更是获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沿线61个国家共新签工程项目合同7217份，金额1443.2亿美元，占同期54.4%，同比增长14.5%。完成营业额855.3亿美元，占同期50.7%，同比增长12.6%。

（三）行业主体企业，面临分化态势

据商务部2017年对外承包工程100强企业排行榜，排名前10位：华为科技、中国建总、中水电、中交建、中国港湾、中铁建、中国路桥、中国葛洲坝、中国冶金科工、上海振华重工等。相较近3年排行榜，前10格局基本稳定。其中华为科技和中国建总，完成营业额超100亿美元以上，其它在20-60亿美元之间。目前大型中央直属和国有企业，仍是对外承包工程行业主力军。毕竟实力雄厚，竞争力强，在前100强中占绝大多数席位。而民营企业，则仅华为科技、惠生集团、中地海外、武汉烽火、神州长城等几家而已。

但行业主体企业，将呈现分化态势。

一方面，国有的窗口公司滑落。改革开放初期产物，受地方政府和央企指定，负责本地区或集团的海外工程项目开发，一直是领头羊甚至“霸主”。随对外承包工程经营权放开，窗口公司“特权”不再。相较实体企业，不具备设计、制造和施工能力，运作项目中间加价，近年业绩大幅滑落，面临发展瓶颈。

另一方面，民企即将崛起。2017年12月1日起，我国实施近10年对外承包工程“门槛”性资格制度取消，项目管理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将是中小企业福音，尤其民企不再受资格限制，可“走出去”与国企一较高低。

二、中国企业海外工程承包的问题挑战分析

（一）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尚处低端领域

中国对外工程行业，主要集中在产业中游的施工承包领域。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尚处低端。而在高端领域，如上游的规划、设计和咨询，以及下游的运营、维护和管理等，中企竞争力总体较弱。据2018年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250强国际承包商榜单统计，中国上榜企业69家。虽数量世界第一，全球市场份额较高，但上榜中企平均营业额16.5亿美元，相较欧洲企业平均40.8亿美元，仍有较大差距。某种程度上是“跟跑”角色，没有与体量相符的话语权。毕竟国际化起步晚，相较欧美发达国家企业，未来提升空间很大。

以对外设计咨询业务为例，在工程项目生命周期中起重要作用。2018年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225强国际工程设计公司排名榜单，中国企业22家上榜。平均营业收入1.54亿美元，而国际平均2.87亿美元。无论上榜企业数量和营业额，近年一直没有起色。中国22家企业，国际市场占有率7.1%。美国81家，占有率30.8%。欧洲54家，占有率34.2%。澳大利亚6家，占有率6.8%。国际工程市场的设计咨询业务，基本由欧美澳等发达国家企业控制，合计约占85%左右。2017年，中企营业收入63.6%来自亚洲。其它市场较少，海外竞争力明显不足。

（二）国际要求越来越高，传统优势渐失

当前，由项目规划设计、投融资和运营管理的“投建营一体化”，已成境外业主的主要选择，对承包商综合集成及管理能力要求不断提高。

一是工程项目管理严格，标准很高。尤其发达国家及中东市场，合同条件苛刻。中国GB标准并未获国际广泛认可，与欧美差异较大，工程技术创新和高端经管人才不足。

二对承包商资金要求越来越高。从无融资义务、到协助融资、到垫资、到参股投资，以带动EPC总承包。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基建资金不足，越来越多业主要求。且合同价格越来越低，工期越来越具挑战性。

三母公司担保问题突显。2014年国家外汇局颁布《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后，境外业主，除常规的投标、预付款、履约和质保等银行保函外，更普遍要求承包商的母公司担保，增加母公司债务负担，如何应对仍需探讨。

中企海外工程承包，主要是传统的低价中标竞争策略：控制劳工和原材料成本，提高效率和压缩工期。

一方面，以中国劳工廉价优势、成熟技术和三班倒工作模式为支撑。但一些东道国法律，以配额形式和“许可证”制度，限制中国劳工进入。而海外劳工技术素质、工作习惯和效率不能满足要求，只能花钱买“进入指标”，造成人力成本提高。

另一方面，中企自制许多施工设备、工具和材料，降低原材料成本。但不具备正规的出厂报告、产品合格证及质量认证文件，东道国海关无法清关提货。只能当地租赁或采购，成本大幅提升。加之国内劳工成本渐高，传统竞争优势渐失。

（三）新政影响下，业内竞争将加剧

2017年3月，我国相关法规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将《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第二章“对外承包工程资格”全部删除。标志实施近10年的对外承包工程“门槛”性资格制度废止，如特级或一级资质证书，以及相关对外承包工程经历等。2017年9月，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将项目管理由“核准制”改成“备案制”。企业对外承包工程投（议）标前，无需取得政府主管部门核准，也无需取得驻外经商机构或相关行业组织的意见，自2017年12月1日起施行。

新政影响下，对行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中小企业尤其民企，可“走出去”海外拓展。另一方面，行业主体越来越多，良莠不齐。而国际工程项目数量有限，市场竞争必将加剧。中小企业，可能接受更低价格，更短工期，更苛刻合同条件，导致行业竞争失序和恶性竞争。甚或引发工程质量安全问题，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形象。据商务部官网，在企业不良信用记录中，屡见不鲜。如违反行业规则，超低价竞标。投标文件中公司经历作假，或提交虚假业绩信息。非法招雇劳工，不尊重当地法律和居民利益等。凡此种种，将严重考验中国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能力。

（四）海外风险安全问题，依然持续突出

据商务部统计分类：

一是政治风险，指政局变化、战争、民族宗教冲突、恐怖袭击、治安犯罪等。因主要在亚非拉国家，往往具一定政府背景和政治色彩。一旦风险发生，项目极易受冲击。带来巨大固定资产和应收账款损失，甚至人员伤亡。

二经济风险，指经济危机、金融市场动荡、主权债务危机、通货膨胀、汇率变动等。世界经济復苏仍然脆弱，部分国家建设资金匮乏，造成项目履约困难或中断。

三政策风险，如财政税收、货币外汇、劳工、环保及资源政策调整，对中企造成不利影响。

四自然风险，指地震、海啸、火山、飓风、洪水及重大流行性疾病等。导致工期延长，费用增加，财产和人员损失。

五其他各类风险。如语言障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务惯例等差异，带来不确定影响。由于独特行业特征，上述海外风险安全问题，依然持续突出。但“索赔和补偿”却是“一道坎”，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2018年1月，中国社科院对“一带一路”35个国家投资安全风险评级结果。除新加坡、以色列等8个发达国家外，其它大都为中高风险国家，蕴藏许多风险。从宏观层面，包括政治、国别、经济、金融风险等。国内政治动荡，不完善不明确法律制度，通货膨胀，金融失衡，主权债务危机等。基建投资与建设增长乏力，许多国家的项目拖延、停工甚至取消。微观层面，则包括招投标中的实施和运营风险，如项目管理、人员安全等。一些土地私有化国家，使用每一块土地都要向居民征地，征地拆迁风险严重。此外，还出现绑架工作人员、宗教极端化等非传统风险。

（五）新业务模式探索，面临困难挑战

近年中国工程企业，尝试探索BOT、PPP等“投建营一体化”新模式，将传统业务前伸后延，解决业主前期项目资金及建成后的运营维护问题。但与传统工程承包相比，“投建营一体化”的项目结构、资金投入、实施环境、开发周期、合同结构都发生根本变化。

一方面是资金问题。中企以投资拉动承包，但钱从哪儿来，无疑大大加重自身义务和风险。且投资参股，将使中国工程企业，被动进入陌生的海外投资领域，这是一个难以应对的新课题和挑战。同时，也面临国内政策监管及资金出境问题，如房建、水利开发等限制行业。

另一方面，全产业链和配套资源整合能力弱。中国工程企业，对项目在融资担保、配件采购、运营移交等环节的规则经验较生疏；在纵向产业链条上，勘察、设计咨询、装备制造、法律服务、金融等配套企业支持不足。即便联营体形式抱团“出海”，在运作过程中，也存在协调同步或争夺项目控制权问题。总之，中企才刚起步，项目比重仅占4%。相应制度体系和经营模式尚未成熟，实施成功的寥寥可数；后期项目本土化经营风险，也尚未完全显现。另外，通过海外并购模式，来竞标项目和拓展市场。但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2018年相关《法案》新修订后，面临限制困难。

三、中国企业海外工程承包的拓新策略

（一）提升全球产业链位置

政府、协会和企业，应对相关短板领域进行攻关，向高端市场和领域前进，如产业链上游的规划设计和咨询，以及下游的运营、维护和管理等。“投建营一体化”，全生命周期掌控，在国际上拥更多话语权。

一是创新前期规划拉动模式。从告诉境外业主“我能做”、“我为你找钱”，向“我给你规划项目”发展。2017年4月，中国葛洲坝、中土公司、中国恩菲等企业，共同成立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开发投资公司COIDIC。做为一个“项目孵化平台”，通过境外国的前期规划，将项目概念和蓝图，孵化创造为可承包的工程项目。

二完善前期投融资拉动模式。利用国家PPP资产交易和管理平台，广泛吸收各类资本参与。BOT等模式，可利用国家的丝路、中拉、中非、中欧相关基金、以及企业的中信、光大、中融“一带一路基金”等，助力国际工程市场。另外，上下游企业联合“出海”时，做好联营体权责和利益划分，注意协调同步问题。

（二）科技研发和人才助推

通过新技术研发，优化项目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流程，促进提质增效。

一是建筑三维模型BIM 技术。在规划、勘察设计、施工和运营维护全程集成应用，实现全生命周期数据共享和信息化管理，为项目方案优化和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提升客户满意度，节省人力成本和工期，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空间。

二物联网“智装一体化”。智能系统工程与传统建筑工程融合，同步设计和施工，达建筑智能化、工期压缩化、成本集约化三重效果。

三从“建造”到“制造”装配式建筑。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精细化和标准化，受气候条件制约小，建造速度快，工程质量高。降低人工成本，节水节能节材，绿色环保。当然，从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人才是关键核心因素。中企应健全高端人才引进及培育机制，提升国际化经营与管理水平。

（三）加强海外风险防控

一是做好项目国风险评估。包括政治、经济和政策法规等，避免盲目进入，可参考世界银行、商务部等机构的国别评估报告。

二做好项目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论证合法合规合理及可控性等，防控风险。

三优化项目投资合作架构。调整中资“一股独大”思维，国际或东道国企业参与，可防御化解风险。

四提高项目本土化管理水平。提高所在国员工比例，尤其中高层管理人员，增强防范能力。

五健全境外突发安全事件信息通报、预警和处置机制。与驻外使领馆和相关政府部门密切联系，做好突发事件应对和解决。

六利用商业保险保障。以行业协会统保模式，专属保险计划和规模采购优势，在费率、保障、理赔效率和救援等方面优惠。在高风险国家，需确保以下扩展责任的有效性：戰争、恐怖主义、社会动乱冲突、以及传染性疾病等。

（四）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

除巩固亚洲市场外，非、拉市场，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大趋势未变。随中企在交通、电力和能源等PPP项目实施能力增强，在中非产能合作、“三网一化”、“十大合作计划”、中非发展基金，以及中拉论坛、1+3+6合作新框架、中拉合作基金等政策支持下，可进一步发掘市场空间。欧美澳市场，海外并购是主要进入模式。如中交建、苏交科、中电建等，通过并购企业的工程资质和客户资源，拓展新市场。美国特朗普上任后，大力发展高速、桥梁、机场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巨大财政赤字下，中企PPP和BOT项目，将迎来一定商机。并购模式虽受限制，可采取更灵活的交易架构和方式。欧洲基础设施完善，本土承包商先进。看似饱和市场，其实也蕴含商机。如中东欧“16+1”新兴经济体，通讯和电力行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