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逐步推进“走出去”战略，鼓励国内具备雄厚实力的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发展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突破2000万亿美元，存量和流量都大幅度增长。一方面加速中国经济的转型，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发生，无论是对微观企业的发展还是宏观经济的规划带来许多风险。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一方面可以从他国借鉴经验，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经贸投资战略，如“一带一路”等全局的战略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

一、中日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分析

中国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制度以及统计口径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对比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特点时候，对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解释进行明确的诠释。中国目前的FDI统计指标的概念含义和核算范围都与国家基准定义具有一致性，即以10%的股权比例作为界定直接投资的标准。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统计标准要比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25%低，和日本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额似乎存在高估的现象，但是从实际情况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还比较有限，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还不够多样化，相当多的情况是全资持有境外子公司的股份，处于10%边界点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该比例的高低对中国数据的实际影响并不大。由于中国目前的统计尚不能覆盖金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仅限于非金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和日本相比，恰恰相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被低估了。

就日本当年的情况来看，虽然日本统计对外直接投资统计股权标准是25%，但是日本政府又做了7点的补充，即这7点的补充不受25%的股权比例的约束。由此看来，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并没有低估，相反，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以美元计价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却被夸大了许多。

（一）中日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同点

首先，当前中国的跨国并购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对外直接投资时期面临的经济背景相同。这种相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目前同日本当时一样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贸易摩擦。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中国企业面临的贸易纠纷也越来越多，据商务部统计，仅2015年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了超过100起的贸易调查，比2014年增长了近18%。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伴随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我国面临的贸易纠纷日益增多，特别是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逆差更是快速增长。

二是本位币升值的压力较大，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升值成为当时世界瞩目的经济问题。

而我国在2005年汇改的时候，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是8.2765，而在2015年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在6.5上下浮动，升值幅度超过了25%。不仅如此，由于我对外贸易的大幅度增长，我国当前的外汇储备增长迅速，2013年增加了5000亿美元，累计余额高达3.8万亿美元。在高额的外汇储备和快速增长的对外贸易双重的背景下，人民幣当前的升值压力仍旧巨大。

其次，当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日本的20世纪8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时期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

据汤森路透的数据统计，2013年我国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占全年总额的80%以上，其中投资金额最多的十个国家有六个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前五名全是发达国家。从次数上看，虽然我国投资并购集中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份额大体相同，但是从金额上看，集中在包含北美、欧盟成员国、大洋洲、港澳台和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并购占全年海外直接投资的80%以上。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在21起超过500亿日元的对外直接投资全部发生在发达国家，其中18起在美国，3起在英国。同时，我国参与海外投资的目标区域行业特性明显。

除了北美洲的能源电力、工业、材料和第三产业等各行业的跨国并购之外，我国在欧盟和日韩地区的投资主要是以高技术为主，在非洲和大洋洲的跨国并购以能源矿产和材料业为主，在港澳台的跨国并购以金融服务业和日用品业为主，而在东南亚的投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能源矿产为主。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的目的主要都是出于企业国际化的目的，日本是为了绕开贸易壁垒进入欧美市场，中国是为了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第三，当前中国的跨国并购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对外直接投资时期的跨国并购都以横向并购为主，20世纪50年代末的日本企业在海外并购以房地产、金融等第三产业为主，而当时正是日本国内泡沫经济鼎盛时期，国内房地产和金融类企业资金充裕，所以他们在国外并购大多选择相同行业。当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以资源矿产业为主，外出并购的企业以中石化、中石油、五矿等同行业企业为主，即使是制造业，也大多以获取海外同行业的先进技术、品牌等为目的，所以也是以横向并购为主。

（二）中日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点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处在鼎盛时期，国内地价和股价飞涨，房地产、金融行业的企业扩张迅速，因此这个时期日本的跨国并购集中在房地产、金融和服务业，制造业占很少的比重，日本企业大多通过直接购买完成跨国并购。其动机大多以获取短期收益为主，投机色彩浓重。

而我国国有企业跨国投资的动机是以获得能源矿产为主，配合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积极投资海外能源矿产企业以獲得支持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能源资源。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所需的能源资源数量较大，包含石油、天然气、电力、矿产等能源电力行业多年来是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主导行业。在2013年，能源电力行业的并购金额超过总额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制造业投资仅次于能源电力行业，2011年美的收购开利在巴西的空调业务，2017年中国化工收购瑞士先正达，中投收购黑石旗下的物流业务等，制造业的并购在全年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超过了1/4。

而民营企业是为了获取技术、知识产权、品牌等战略性资源为主，并明显的体现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行业分布上；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占有率的跨国并购动机不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起来的一大批民营企业充分利用2008年金融危机发达国家的经营和财务陷入困境的契机积极对外扩张。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专利、品牌等资源，以实现自身的全球化经营战略。典型案例有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等。民营企业虽然也开始出现在娱乐、金融等领域的第三产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中，如2012年万达并购美国的AMC影院等，但是，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更多的仍集中在制造业，如吉利并购沃尔沃，2017年最大的并购案。在金融服务、娱乐等领域的投资所占份额较少。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随着我国产业升级，结构不断优化调整，第三产业的企业综合实力快速增强，对外直接投资扩张的欲望愈来愈强烈。2013年在金融服务业、房地产业、高科技在内的第三产业跨国投资金额占全年总额的20%，增长迅速，其中金融服务业所占比例仅次于能源电力和制造业投资。

二、中日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

（一）贸易摩擦增加海外投资不确定性

中国目前与日本面临几乎同样严重的贸易摩擦，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企业面临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产业结构的升级、政府层面的沟通，中资企业法律观念、自我保护意识普遍增强，如今已懂得运用法律武器和贸易规则为自己的经营保驾护航等，降低了贸易冲突的强度。但是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有升温趋势。如由于中国和印度企业在钢铁、玻璃和尼龙等行业上的竞争较为激烈，近年来印度一直对中国企业保持较高的诉讼率 ，其原因两个方面：一是印度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较大；

二是通过保护本国制造业振兴经济。拉美国家对中国企业立案数量也上升，同比增加了27%。巴西政府已针对中国产汽车玻璃、平轧钢板、鞋类、无框镜、PET树脂、农机轮胎、PVC涂料布、螺纹铜管等发起多次贸易调查。2014年，巴西发起的66项反倾销调查中，针对中国企业的就占16项。

伴随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快速增长，以美国为例，在2011年，中美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逆差的40%以上。在2013年，中美贸易逆差增加到3184亿美元，成为保持逆差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与欧盟28国的贸易逆差2.5倍还多。2018年3月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呈愈演愈烈之势。可以看出，中国在面临贸易摩擦的时候，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增加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

（二）政治体制的差异性，投资面临更大政治风险

政治因素是影响海外并购的关键因素，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有着天然的政治联系，在日本与欧美等发达国家贸易摩擦不断的时候，经济关系紧张，但是日本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时候，面临的政治因素干扰极其稀少。如三菱地产收购洛克菲勒中心，虽然美国民众比较担忧，但是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干预，但是中国由于政治体制的差异性，中国企业在进行数额较大的海外直接投资的时候，受到的政治干预更多，如华为在美国多起收购遭到美国政府阻止。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横贯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欧地区，该区域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对国际政治、国家与地区安全以及国际能源格局都有重要影响，以至于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地区。美国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和“印太走廊”；欧盟推动“东部伙伴计划”；俄罗斯力推“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处在现代化建设阶段，国内经济转型、体制改革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容易引发政局动荡，甚至导致战争等极端情况，给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带来重大风险。

（三）并购经验不足，尤其是并购后的整合经营能力

当前中国的跨国企业与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时期的跨国企业在并购后的整合上经验都不充足。虽然日本企业在战后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但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对外直接投资以“绿地投资”和“合资建厂”为主，真正参与跨国并购的企业并不多，所以日本企业在投资并购上的整合经验并不充足。与此同时，日本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大多以获取短期收益的投机活动为主，并没有深入考虑并购的整合问题，是一种盲目投资行为。

虽然，当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对理性，但是与日本一样，中国在金融危机前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但发生数量较少，而且绝大部分以购买矿产资源为主，相对其他行业来说整合操作更易掌握，因而，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后的整合经验还需要不断积累。

三、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验借鉴与启示

（一）日本大规模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

首先，日本与众多国家构建了良好的国际关系。日本与欧美在经济领域有着深入的合作，彼此间是重要的合作伙伴。日本同美国经济关系密切，自从战后，美国开始帮助日本进行了农地改革等一系列的重大經济改革，建立了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后来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经济援助，最终使得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恢复了战前水平。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美两国的经贸往来频繁，相互依存度提高，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在1989年的时候，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累计超过英国，居第二位，占外国在美国的投资累计比重的17.4%；另一方面，美国在日本的直接投资也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日本与欧洲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也十分密切，相互依存度高，即使有一些贸易摩擦但是也不影响经济发展。

日本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双方不但政治体制接近，在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政治领域有着良好的关系。中国贸易和投资的增加一方面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也产生了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摩擦和争端，这个与日本的经历非常相似。因此，分析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能够对中国更有效的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有重要意义。

其次，日本依托坚实的经济基础。二战后的日本经济一片萧条，其工矿业生产仅仅是日本战前的30%，为此日本利用国内外一切机遇发展经济，尤其是朝鲜战争中美国军备订货的机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的经济就恢复到战前水平。在60年代的时候，日本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大力发展机电、化学等行业，此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展示两个特点：重工业所需燃料的投资和在北美为扩大试产和建立营销网络的商业投资以及东南亚制造业的投资。在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日本政府进行了产业调整，提高知识密集型产业部门的比重，推出新的发展战略，从贸易立国到科技立国的转型，日本的跨国企业开始通过企业内部进行国际分工，实现国内外生产和市场的统一。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国内大型的公司主导的，这些公司大多数是跨国公司，并且是在日本经济不断增长的大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的。因此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是日本跨国公司大规模的展开对外直接投资的物质前提。试想如果没有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使得垄断企业的恢复，没有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为跨国公司形成和发展带来良好的基础，没有70年代的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那么在80年代日本很难大力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对于中国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来讲，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储备对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既是物质保障，也是决定投资高度的关键因素。

第三，企业循序渐进的跨国经营不断地增强了日本企业的实力。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具有所有权优势的选择、内部化优势的选择和区位优势的选择。具体来说，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大型综合商社，“两人三脚”的复合形式也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在80年代中后期，具有先进技术和生产经营水平的大型跨国公司成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型主体，通过适当的生产经营扩张和高质量产品的创新，日本独具一格的投资策略，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教训

首先，国内泡沫经济的破灭给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带来巨大冲击。广场协议后，日本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开始兼并购买外国资产和企业，尤其是对美国的资产和企业。日本企业的投资购买的热情高涨，不仅仅是制造业频频出手，在房地产、金融等第三产业也是大量购买。在国内泡沫经济繁荣的时候，可以获得大量的贷款融资，进行跨国并购；但是当泡沫破灭后，由于股票、地产价格的下降，使得大量的金融、地产公司的资产严重缩水甚至破产，不仅仅给为这些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造成了大量的坏账和呆账，而且作为股票市场的最大投资人，其投资收益大幅度的下降，多重打击的金融机构只能抛售在泡沫经济繁荣时期在国外购买的大量的国债和股票等有价证券。

泡沫经济破灭后，不仅仅对日本国内金融、地产企业产生冲击，日本普通家庭的资产也严重缩水，因此当时日本国内经济疲软，消费市场不振，不但化工、汽车等制造业利润下滑或者亏损，就连“长青产业”证券业也陷入了亏损。日本企业为了缩减成本，甚至打破了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的惯例开始裁员，涉及的行业包含了汽车、电子电气、机械、银行等。可以看出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最终失败的十分重要的因素。

其次，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缺乏长期的战略性思维。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战略行为，所以，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时候，一般是基于企业长期的发展战略，决策过程要科学合理。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企业跨国并购与此并不相符，没有经过充分考虑，决策过程也不合理，从结果看，大多很盲目。

一方面是泡沫经济的虚假繁荣导致决策的盲目化，在1985年的时候，日本市场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低于理论价格，而此后，日本房地产的价格暴涨，到1989年市场标价已经超过理论价格，上涨速度超过了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速度，不但导致金融业的极度兴盛，而且造成日本国内从个人到企业的普遍投机。这种背景下，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多以短期投机为目的，失败率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方面，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时候，对于投资的企业或者项目没有充分评估，科学决策，比如三菱并购洛克菲勒的失败，是由于三菱公司对美国房地产市场缺乏深入了解，没有充分研究就开展并购，将日本房地产兴盛的乐观情绪转移到美国的房地产上，失败在所难免。

（三）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启示作用

中日两国作为赶超型国家，其国家经济政策对两国“走出去”战略至关重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日本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应立足本国的实际情况，着眼全局，从长期的战略角度出发，将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家发展、民生稳定、人文发展等有机结合，为企业在“走出去”战略的执行中，提供更为有效的支持。

由于日本是资源缺乏的国家，其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经济储备则是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多的是为获得技术和战略性投资。因此，我国应该更多地从改善经济环境，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效果，创造有利于引进技术和顺利開展外贸活动方面入手，对解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存在的问题，避免重复日本的错误大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