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下行，主权担保，双95，两优贷款模式难以为继。然而，面对被寄予厚望，可以配合PPP，BOT，投建营一体化的项目融资，银行却纷纷踟蹰不前。

不得不说，对于绝大多数银行，海外基建市场的这杯羹并不好分：

从风险控制角度看，被各路监管机构“严防密守”的商业银行，面对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双重不确定性，对待海外项目只能审慎再审慎；

从流动性角度看，持有超长期且高风险的海外资产，有可能导致银行资产负债期限发生错配；

从收益角度看，若项目存续期间资金市场发生重大变化，银行还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内面临成本、收益利率倒挂的窘境；

从资产负债管理角度看，若银行发展战略需要调整，缺乏流动性的长期表内资产难以处置。

处在经济下行周期，缺少政策资金和海外主权担保的加持，仅仅依靠银行机构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输送资金是不可持续的。

破解思路

不可持续的根源在于，在目前的海外项目融资模式下，银行必须承担与其偏好和管理能力极不匹配的风险。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引入适格的风险投资人来分担项目融资责任呢？事实证明这一思路是可行的。

基础设施项目可以大致分为“建设期”和“运营期”两个阶段。

以资本视角考察，“建设期”项目风险大于“运营期”项目风险，进入运营期且按期获得预期现金流的项目已然经过了市场考验，风险水平显著降低。

从风险分配角度考察，“建设期”项目风险集中在履约和完工，一般主要由承包商承担；“运营期”项目存在长达十数年的运营和市场风险，实践证明大多数银行是不愿意承担这部分风险的，那么，谁是适格的风险承担方，怎样找到他们呢？

在本国ECA支持下，在承包商为项目履约和完工提供担保的前提下，银行作为具备专业产品团队的财务融资方，为海外项目提供建设期融资的难度不大。

对于运营期项目，则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对接风险偏好契合的长期投资方。实践证明可行的具体方式包括：直接对接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通过固定收益市场发行长期债券，建立资产池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BS）。

实际案例

（摘自亚投行《2019年基础设施融资报告》）

· 引入机构投资者

2017-2018年，加拿大若干养老基金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基础设施投资活跃

· 发行债券

2019年7月，越南1,240MW的Mong Duong 2电站项目发行再融资债券，期限10年，利率5.125％，共筹资金6.785亿美元。

2019年2月，印尼Lestari Banten Energi（IPP）发行电站项目再融资优先级债券，共筹7.75亿美元。

2017年10月，泰国Nam Ngum 2 电力公司为其位于老挝的615MW水电站发债，筹集了1.793亿美元。

2016年，菲律宾Aboitiz Power为其676.9MW地热项目发行了再融资债券，总共筹集2.25亿美元。

· 资产证券化

2018年7月，Bayfront Infrastructure Capital（SPV）在Clifford Capital（新加坡）的支持下建立了亚洲首支基础设施项目资产池。该资产池总金额为4.58亿美元，包括亚太地区的37个项目融资和基础设施信贷资产，涉及16个国家的8类产业。资产池项下A、B、C三类证券均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

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创新的底层逻辑在于：通过不断对接基建项目资产与资本市场，调动“看不见的手”在投融资撮合方面的功能。

对于国际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来说，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需要将出口国政策支持型资金，项目所在国的市场、资源和最终受益方，以及国际资本市场以合理、可操作的机制相互结合，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以上“分段式”的融资机制一旦形成，对于承包商来说好处多多。银行被海外项目大规模占用的风险资本和流动性可以被释放，资金周转效率获得提升，进而扩大项目参与规模；银行也可以不必纠结于陌生的海外市场风险和海外主体信用风险，从而更有活力地支持本国承包商开发海外项目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