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海湾地区(GCC)以丰富的油气资源而著称,而由石油财富拉动形成的工程承包市场,在中东北非(MENA)地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2020年3月以来,因为受到疫情和油价下跌的双重打击,GCC工程承包市场也随着各国经济状况的恶化而进入缓慢发展甚至部分停滞的状态。然而,工程承包(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所具有的顺经济增长周期和逆经济增长周期的双重属性,让我们不禁对后疫情时代该行业在该区域的发展产生诸多期待

《中东经济文摘》(MEED)统计,2021年1月,中东北非(MENA)地区建筑工程市场授标仅28亿美元,与2020年1月(92亿美元)和2020年12月(68亿美元)相比,均出现大幅下降。这一方面说明疫情对行业影响巨大(92→28),另一方面也似乎表明2021年开局的情况并未向好(68→28)。

而在1月份硕果仅存的授标额度中,排名前四位的分别是沙特(15亿美元)、埃及(6亿美元)、卡塔尔(4.03亿美元)和阿联酋(2.5亿美元),除去埃及,三个都是海湾地区(GCC)国家,占1月份总发标额度近77%,凸显了GCC国家在MENA地区工程承包市场的重要地位。

△ 利雅得金融城

经济多样化和工程市场转型趋势

经济多样化措施在海湾产油国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然而却是一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

海湾六国长久以来对油气资源的过度依赖,形成了相对单一而脆弱的“地租型”经济模式(Rentier Economy)。在这一经济模式下,国家通常依赖相对单一的经济活动(资源出口)获取收益,然后通过几种渠道与本国公民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契约,在一定程度上与国民共享资源财富,达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相对稳定的状态。

这些渠道主要包括:(1)构建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体系(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住房补贴等);(2)提供高薪的政府和公共部门职位;(3)向本国人提供政府项目和经营许可的特许权。从21世纪初至2014年,持续走高的油价保持了海湾国家社会经济体系的繁荣稳定,也使得政府屡次进行的经济多样化举措成为小修小补,并未从根本上触及现行的“社会契约”这一底层逻辑。

在这一阶段,只有作为阿联酋第二大酋长国的迪拜,进行了较为彻底的转型。统治者马克图姆家族两代酋长具有远见卓识,意识到石油资源枯竭产生的危机,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改变迪拜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前期积累的石油财富,将迪拜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沙漠城市,打造成一座现代化的奇迹之城,成为区域物流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和旅游中心,成功摆脱资源依赖,实现发展模式的根本改变。

2014年以来,国际油价长期处于低价位这一状态,大大增加了海湾各国的政府财政压力,完全依靠政府支出驱动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制度时时面临崩溃的危险。 从2016年开始,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诸国,开始了新一轮的社会经济多样化改革。2020开始持续至今的疫情和油价暴跌,给海湾国家带来的不仅仅是财政压力的切肤之痛,也从根本上更坚定了这些国家和领导人的改革决心。

2016年4月,沙特政府公布“2030愿景”(Vision 2030);2017年12月,阿曼苏丹公布阿曼“2040愿景”;2019年11月,科威特政府公布“2035愿景”(Vision 2035);还有早期公布的阿布扎比2030愿景和卡塔尔2030愿景等。据说由于这些愿景文件大都是花大价钱请麦肯锡起草,也被外界戏称“麦肯锡愿景”。

那说了这么多,跟海湾地区的工程承包市场有什么关系呢?简而言之一句话:从海湾国家领导人下定决心改革的那一天起,海湾地区的工程承包市场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1)除了不能产生利润且必须要国家投入的重要基础设施之外,在政府规划层面,将不会再有总承包或EPC项目;(2)出于经济多样化和变革社会契约的考虑,更多的行业领域将被挖掘出来,并且通过一系列政策、资金等操作吸引和引导私营领域的广泛参与。再简单点儿:能PPP的,就不EPC。

而为了保证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除了经济之外,海湾国家将大刀阔斧进行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革,包括宗教、文化、政府、法律体系等等,以适应多样化经济发展的需要,保障私营领域参与经济发展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

以海湾地区最大的工程建筑市场沙特为例。自2016年2030愿景实施以来,沙特政府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积极探索和尝试私营领域参与国家建设的方案。

第一,国有资产私有化。将原来100%属于国家的资产进行私有化,包括海水淡化、污水处理、电力、铁路等资产或服务的私有化,包括大家熟知的阿美公司部分资产IPO等。

第二,吸引私营领域投资参与现有项目规划,开发新的项目领域和模式。例如在水务和电力领域推行PPP模式;以BOT/BOOT模式发展新能源类项目,如大型光伏、光热、风能发电项目和屋顶太阳能项目;在传统的基础设施领域和非盈利领域探索适合私营领域参与的商业模式,如铁路、公路、桥梁、教育和医疗等。

第三,创造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发挥工程承包的逆经济发展周期属性,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创造新的业态和就业领域。这包括沙特政府近5年来先后公布的5000亿美元NEOM新城项目(包括投资1000-2000亿美元的海岸线新城The Line项目)、红海旅游开发项目、利雅得Qidiyya 娱乐城项目、Al-Ula地区旅游开发项目,以及近期公布的利雅得城市扩张项目等。

这些仅仅是经济多样化举措在工程建筑行业的投映。沙特政府希望通过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释放因为石油经济低迷带来的财政压力;通过发展私营经济,为沙特居民创造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和就业机会,从而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完全依靠国家财政驱动的社会契约;通过私营经济介入某些领域,如教育和医疗,产生鲶鱼效应,在成本不增加的情况下提升社会福利制度的服务水平,保障和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一句话,悄悄地,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改变原有的社会契约,谓之改革开放

新冠疫情下的市场表现和预期

如前所述,改革释放的行业机遇,成为我们对海湾国家后疫情时代的期待。然而市场表现不佳,也是疫情影响下的发展现实。而作为支柱产业的油气领域,已经在释放新的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巴林、阿曼、卡塔尔、沙特等海湾国家在天然气增产方面的动作和举措,卡塔尔LNG天然气项目即将重启,阿曼Khazzan天然气田项目正在进行,而作为石化上下游产业的阿曼Liwa Plastics Industrial Complex3项目的启动,也将给建筑工程行业带来新的机会。工程承包市场活动或率先在关系国计民生的石化天然气领域恢复,成为海湾地区国家保持国家经济发展基本盘的重要举措。

与基本盘相对应的,是新领域的规划。在新能源领域,迪拜公布清洁能源战略(Clean Energy Strategy),计划2050年将新能源发电量比例提升至75%。而沙特早在2017年的国家转型计划里,已经制定了新能源发展目标、方式,并在2019年更新了目标,计划到2030年建成58.7GW新能源装机,到2050年则实现“石油发电彻底消失、天然气和新能源发电各占一半”的终极目标。而阿曼则直接以项目的方式与鹿特丹港口(Port of Rotterdam)合作,建设太阳能发电作为动力驱动的天然气发电站。

除了项目,还有发展理念上的革新。去年到今年,迪拜金融中心、卡塔尔证交所和沙特证交所相继将ESG纳入上市公司评价指数体系。沙特政府基于气候变化的问题,近期发布了“沙特绿色倡议”和“中东绿色倡议”,旨在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减少土地退化和加强对绿色时代的领导来保护地球,选择可持续发展的未来。通过诸如此类理念的倡导,海湾国家正在利用疫情这一“休整期、转换期”,企图塑造未来经济发展的新方式,而机会也将从时代变化和发展模式的转变过程中产生。

什么是ESG?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兼顾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投资理念。该理念最早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2004年提出,经过多方倡导,目前逐步发展为金融机构放款过程中关注的一项重要指标。而遵循ESG原则,定期发布EGS报告等,也越来越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良好的重要表现。

沙特“绿色沙特”和“绿色中东”的倡议里,包含了一系列具体的举措。如在沙特境内和海湾地区周边国家分别植树100亿和400亿棵,通过提高森林覆盖率、减少碳排放、保护海洋生物等举措保护沙特国内生态环境。这些绿色经济带来的基础设施机遇,值得关注和期待。

除此之外,卡塔尔与周边国家恢复外交关系、重新开放边界,在疫情可控的情况下有望增加人员和资本的跨境流动,海湾区域内的合作将不存在政治障碍。而推迟到今年举办的迪拜2020世博会和多哈2022足球世界杯,在有效推进疫苗注射、有序协调人员跨境流动、有效协调国际疫苗护照互相认可的前提下,或许会成为重塑两国甚至地区经济恢复的两大动力。

那忧的是什么呢?

疫苗注射的推进过程、经济政策出台的次序、宏观经济的表现以及消费端的反馈,都会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别,海湾国家的经济恢复发展的速度和程度也因此而不尽相同。对于时间、进程和状态的不确定性,成为我们对海湾地区工程市场预期的最大担忧。

△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会见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中阿外交给我们带来的信心预期

最近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中东六国之行,被媒体评价中国外交进入中东时间。此次密集外交发生在中美阿拉斯加战略高层对话会之后,是中国主动从战略和经济上联合友好国家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外交理念在中东地区的一次重要实践。而本次出访的六个国家中,四个都是GCC国家,凸显出海湾国家在中国外交朋友圈的重要位置。

那么本次外交活动会给我们在工程承包领域的合作带来什么影响呢?简而言之就是会增加合作,提供便利。

为什么呢?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将是加强中国与海湾国家战略互信的重要基础和前提。除了首次提出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不断重申,双方“应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牵引,促进双方务实合作提质升级”。而一带一路在中东地区的对接合作,将通过“1+2+3”的框架进行,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中阿“1+2+3”合作格局,由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6月5日在出席中阿合作论坛上首次提出,之后在2016年1月阿盟总部发表演讲时再次重复强调,即“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为突破口”,努力提升中阿务实合作层次。

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外交关系和一带一路的深度对接,将成为中国企业在后疫情时代进入海湾国家发展的信心和有力支撑。而提高政治站位,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战略,也是中企特别是央企发展的题中之意。

结语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考场。对于中国的国际承包商而言,2021年或许就是认知分歧之年的开端。海湾工程承包市场的危与机,在不同人眼里必定有不同的解读。无论如何,做最好的准备,做最坏的打算,国际工程市场的星辰大海,值得我们踏上漫漫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