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取得最终胜利，国内安全环境得到大幅改善，伊拉克随之进入新一轮战后重建期。一方面，2014年“伊斯兰国”崛起前已达成的国际合作协议经过重新谈判后开始执行。另一方面，伊拉克政府利用国际资金和石油财富，规划新发展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此期间，新一轮战后重建形成几大鲜明特征：政府主导基础设施投资，优先发展油气领域，大力推动国际合作，重建方式转型升级。伊拉克的三大热门工程承包和投资领域已经形成，分别是传统能源、电力新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以来，伊拉克经济经历了由疫情打击下的衰退到能源托举下的恢复的过程。展望2022年及未来几年伊拉克的经济发展趋势，不同的权威机构给出了类似的参考答案——在高度依赖能源的“地租型经济”（Rentier Economy）模式下，伊拉克经济将在2022年继续大幅增长（10%），在未来几年跟随油价回落而发展趋缓（3-5%），而因为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及黑天鹅事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有再度陷入衰退的危险。鉴于中国与伊拉克的传统友谊和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在双方政府的鼓励和推动下，中资企业参与伊拉克投资建设活动增多已成确定趋势。自2019年伊拉克大规模示威游行导致政府更迭至今，伊拉克政权危机下的政治稳定问题日益突出，或成为未来影响海外投资的关键风险因素。本篇将重点就当前在伊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因素做简要分析。△ 2022年6月，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出席中国电建伊拉克学校项目开工仪式
2003年伊战结束后，伊拉克建立起议会联邦制政体。然而，其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民族“三足鼎立”的政治历史和现实，使伊拉克形成独特的政治分权体制*，时至今日演变为复杂多变的宗派政治格局。宗派矛盾持续升级和碎片化发展，成为影响当前伊拉克政治稳定的第一大因素。
*按照伊拉克政治分权体制，选举人数占据多数的的什叶派政党往往为议会第一大党，获得推举政府总理的权力；库尔德人政党和阿拉伯逊尼派政党分别获得推举总统和议长的权力。
2021年10月，伊拉克举行了最新一次国民议会选举，由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领导的“萨德尔运动”党获得73个席位（共329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按照伊拉克选举程序，国民议会应于2022年1月举行首次会议，并在随后30天内推选出新总统，此后由新总统指定议会最大党团推出人选出任总理，最后由总理组阁。然而，一是负责总统推选的库尔德政党——库尔德爱国联盟与库尔德民主党之间发生严重分歧，导致总统人选迟迟能确定，无法履行指定总理程序；二是什叶派政党联盟内部关于总理人选亦存在分歧，导致总理人选不能顺利确定。政党分歧扩大，对伊拉克形成稳定的政局造成阻碍。
截至2022年7月，伊拉克已近10个月处于“无政府”状态，创下本国无（正式选举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持续时间最久纪录。截至2022年7月，伊拉克政府2022年预算尚未获得议会批准，亟待解决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经济改革支出拨付受到影响。“政局瘫痪”将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被外界所赞赏为改革派的卡迪米和萨利赫政府，随时面临下台可能，其改革政策的连续性也存在中断的风险。
*当前穆斯塔法·卡迪米政府自2020年5月上台后为临时政府，2021年10月伊拉克国民议会大选后转为看守政府。
△ 根据公开报道，近期北方工业、中国路桥等中企正在与伊拉克政府商谈铁路项目投资合作*
*关于伊拉克轨道交通领域项目机遇情况，可参阅国复往期文章：市场机遇！伊拉克发力交通基建领域
2003年后，伊拉克改为联邦制共和国，2008年通过并于2013年修改的宪法，赋予各省更多的自主决策权。在宗派主义盛行下，伊拉克面临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冲突的风险。最为明显的特例是库尔德自治与独立问题。库尔德民族是中东地区人口仅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第四大民族，在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其人口聚居区被人为分割至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国，民族独立意愿强烈，其独立运动自20世纪中期至今遭到上述各国政府镇压。萨达姆当政时期，曾对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地区进行严厉镇压。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库尔德地区在美国等支持下，成立自治区，实际处于半独立状态。在参与伊拉克国家民主政治进程中，库尔德人倾向于将本地区、本民族利益优先于国家利益考量，在打击“伊斯兰国”期间，库尔德自治区趁机扩充自身控制地域范围及油气资源。库尔德地区曾于2017年举行独立公投，为自身谋求更大的自主权力获得更多政治筹码。除最突出的库区问题外，安巴尔省、巴士拉省、迪亚拉省、基尔库克、尼尼微、萨拉丁等多省份政府，皆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不定时向伊拉克中央政府发起权力挑战，要求获得更多的自治权限。
△ 伊拉克底格里斯河畔，有中国企业建设的华士德电厂和苏维拉污水处理厂
在伊拉克，政治抗议不仅是社会表达对政策和政局不满的手段，也是政党之间夺取政治话语权的重要途径。2019年起，因为对国家政治腐败、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不满，伊拉克民众开始大规模抗议，最终导致伊拉克前总理阿迪尔·阿卜杜勒·马赫迪下台。2022年以来，因对伊拉克政治及政党纷争的不满，国民议会第一大党萨德尔运动党领袖目穆格塔达·萨德尔号召该党议员集体辞职以示抗议，并号召其支持者进行示威游行并冲击议会，对伊拉克政治局势变化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或导致议会重新选举，以及政党势力变动。未来，任何政党纷争、政府腐败、社会经济问题，在正常途径无法解决的情形下，都可能通过大规模社会抗议寻求政权更迭进行解决，将对外资投资的稳定和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伊拉克正在面临动荡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带来的发展安全问题，给本国的商业环境改善带来严重阻碍。首先是俄乌冲突，在给伊拉克带来能源收入增加的同时，导致其国内粮食安全、通胀等问题加重，影响社会稳定。其次，全球和地区大国突破伊拉克边境进行军事活动，对伊拉克境内的投资安全产生不利影响。2020年1月以来，围绕美军刺杀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事件，美军和伊朗军队在伊拉克境内展开袭击交锋。2022年7月，土耳其政府跨境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进行打击，并造成多名伊拉克平民死亡和受伤。类似的跨境军事行动，无视伊拉克领土和主权安全，对在伊进行投资活动产生一定的安全威胁。在打击“伊斯兰国”过程中，伊拉克政府曾允许各地方、部落、党团组建武装民兵组织，发放补贴，并要求其配合政府清剿“伊斯兰国”武装组织，发挥积极作用。
然而，这一使命完成后。由多利益团体控制的民兵组织既未就地解散，也未归顺政府，仍保持其独立性和武装组织特性，打破了政府合法垄断暴力的地位。民兵组织领导团体逐步参与政党政治，并通过其武装活动对当前的政党活动施加压力，加剧了伊拉克政治局面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未来，一旦武装组织类政党参政受阻，将对地方政治生态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近端时间以来，因伊拉克政治生态的系统性问题和大选未定所形成的混乱局面，以上政治风险因素特征明显，值得赴伊和在伊投资经营企业的高度警惕。△ 2022年7月30日，萨德尔运动党支持者进入伊拉克议会大楼进行抗议活动
除此之外，伊拉克社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势力尚存，在叙伊、土伊边境一带活动；库尔德自治区因长期容留被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其边境近期遭到土耳其越境袭击，已造成人员伤亡；巴格达、巴士拉等大型城市，及其宗教混合居住地区，皆可能因冲突导致极端暴力事件发生……以上不同类别的安全事件发生，皆可能对企业人员安全产生威胁。伊拉克疫情风险未消，亦对生产经营安全和效率产生影响。伊拉克疫苗接种率不足，新冠疫情仍在继续。2022年7月初，伊拉克境内报告超过160例霍乱感染及2例死亡病例，在伊拉克卫生条件受限的情况下，其蔓延可能导致的危害不容忽视。一切投资风险，最终造成的影响将反映到投资收益下降、投资安全受到威胁等结果上。然而，风险与机遇并存。在多重投资风险存在的情况下，伊拉克仍然成为国际投资开发商密切关注和热情参与的中东投资热土。而如何规避风险，将成为投资成功与否的关键，值得每一家进入伊拉克市场的企业研究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