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能源价格体系中低价能源的水电，为我国能源价格稳定承担着行政成本。然而，近年来，人们对于水电开发的种种误解短时间难以消除，这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迫在眉睫的水电开发屡屡受阻，一方面是依旧紧张的能源结构下随时可能再度而来的“电荒”。

3月9日，《能源》杂志记者就中国水电的困境和出路问题独家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原总经理陆佑楣。

《能源》：近年来，大型水电项目的核准陷入停滞状态，除了抽水蓄能电站外，很少有大型水电项目获得核准，您怎么看待当前的这种情况？

陆佑楣：近年来确实没有核准大型水电项目。当前我国面临经济持续发展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而资源又相对紧缺，同时又受到环境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压力，如不积极地推动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实属不太正常。

水能资源是利用水的势能转换成电能，它完全是一个物理过程。这个过程不消耗一立方水，不污染一立方水，也不排放任何固体废物和有害气体。地球上的水循环在人类生存周期内是恒定的，水资源是以年为周期的可再生资源，因此水能资源是理想的清洁可再生能源。

我国地势西高东坦的地形决定了主要河流都自西向东，形成了高落差河流，具有丰富的水能资源。经过多年勘测、普查，我国理论上的水能蕴藏量为6.9亿KW，如果都能开发每年可得到约6万亿KWh的电量；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按当前技术的可能性大约只能开发5.4亿KW，也相当于每年可得到2.5万亿KWh的电量；然而其中从当前经济角度看，较为合理的水能资源是4亿KW，如果全部开发也就是每年可获得约1.75万亿KWh的电量。如以燃煤发电每度电消耗500克原煤，则相当于每年8.75亿吨原煤所获得的能量。虽然水能资源出力有限，但每年都能重复利用，可获得的能量是无限的，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截至2009年底我国水能资源已经开发利用了1.9亿KW，如按经济和技术上都可行的资源量4亿KW计算，那么还有2.1亿KW尚待开发。为了转变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式，积极有序的加快水能开发利用的速度，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能源》：当前有一些舆论认为水电开发破坏了生态环境，也刮起来几次“环评风暴”，您怎么看待环境问题？

陆佑楣：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就是水力发电工程，从本质上讲是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的工程。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经科学的论证肯定是利大于弊：由于水力发电替代了部分矿物能源的燃烧，减排了CO2，这对全球变暖起到了缓解效应。每吨纯碳（C）同氧气（O2）的化合产生能量的同时必然产生3.67吨二氧化碳（CO2），每吨标准煤折合约2.4吨二氧化碳排放。按照当前的科学认知水平，公认的地球变暖是由于二氧化碳的排放形成的温室效应所致。哥本哈根全球会议上我国承诺了2020年的减排二氧化碳目标，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一次能源消耗总量中可再生能源要占到15%。因此，加快开发利用水能资源是势在必行的选择。

矿物能源中还含有非能源的杂质，简单燃烧必然产生有害气体如SO2、NOX、CO等等，会造成区域性的酸雨并恶化环境。水力发电就可避免这些局部环境的影响。

水能利用必须分段地抬高河流水位修建水库，得到集中落差，也必然要淹没一些土地和搬迁一些居民，这是最不利的一面。水库的形成必然要修建水坝，改变了原有的河道，使得河流的流态发生变化，水生生物主要是鱼类的生活环境会发生变化，有可能造成某些种群减少或消亡。此外水库还淹没了部分植被和陆上生物的生存环境。对于这些不利的一面要加以科学的调查分析，利弊相衡取其重，采取工程和非工程的措施，兴利除弊，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就应作出准确的抉择。

《能源》：水库移民一直是水电开发的难题，遗留问题也很多，并一度成为水能开发的制约因素，您的看法是什么？有什么对策？

陆佑楣：水电开发移民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关注的重要问题，其中有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有当前存在的问题。在历史上，也就是上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里，我国经济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对水库移民只是作简单低值的赔偿，没有考虑移民搬迁后的生存发展，重担都压在移民身上，使这部分居民长期处在贫困状态。随着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到来，新建水库移民得到了较高的搬迁补偿，但也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机制，仍然存在很多困难。

从社会经济学的观点看，水库移民困难的问题本质上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应该进行移民补偿体制机制上的改变。水能资源经过开发利用，形成了社会财富，这一部分财富应该在相关人群中得到合理的分配享用。当前廉价清洁可再生的水力发电主要都送到经济发达地区享用，而资源所在地居民基本没有享受到。应该合理地调整目前不合理的水电电价，把库区居民应该享受到的这部分纳入到电站的上网电价中去，并全额返回到库区政府和居民，从机制上解决库区的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问题。把移民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妥善地把移民和脱贫致富、把移民和科学的城镇化结合起来。

水电开发所产生的移民问题是可以很好解决的。再说我国的水能资源都集中在西部的高山峡谷之中，淹没土地和搬迁居民数量并不是很多，而且这些移民的生活都处在贫困线下，水电开发可以促使这一部分人改善生活条件，走上脱贫致富奔小康之路。长江三峡水库移民就是一个很成功的先例。

《能源》：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我国承诺了减排目标，而水电的开发必然会起到一定的减排作用，是否会迎来水电的大开发期？当前水电开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充分利用我国的水能资源？

陆佑楣：根本哈根大会上，我国政府提出了减排的承诺，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一再提高，不可否认，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将在减排中起到重要作用，在2030年前，水电的发展也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的高峰期。

首先，应该健全水力发电工程的决策程序，建立科学的项目核准制度，避免造成已施工项目遭“叫停”之灾。并且，加快澜沧江、怒江、金沙江等能源集中河流的开发前期工作，尽快完成勘探、规划、科研设计等前期工作，及时审批核准，决策后由政府招标选择项目开发商，杜绝“跑马圈电站”的无序状态。

其次，必须改革水库移民政策，制定公平合理的水电财富的分配机制，调整水电电价。并且，加强水电工程的科技研究，认真应对复杂的自然环境，保证每一座水电站安全可靠的建设和运行。

重要的是，我国能源中长期规划中应落实2030年全部完成在技术和经济上都可行的4亿KW水能资源开发的目标。大型水电站工程技术复杂，施工条件艰难，一般建设周期要十年左右，为此从2010年开始每年必须有1000万KW的水电机组投产，每年在建规模不得低于7000万KW，以保证水电事业平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