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闻里出现了一些中国光伏产业所谓“产能过剩”的论调。太阳能电池板，作为关键的环保技术产品，不仅在电力供应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更是应对、适应气候变化不可或缺的一环。迄今为止，中国一直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其生产链条覆盖了从多晶硅原料到硅锭、硅片、电池到最终组件的所有关键环节，占据了全球约80%的制造生产。

全球十大太阳能光伏制造设备供应商均来自中国，彼此竞争激烈。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统计，2012年至2022年期间，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下降了四分之三，而国际能源机构（IEA）数据显示，仅在2023年，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又下降近50%。

与此同时，中国的电动汽车（EV）行业也面临着供过于求的挑战，行业内多家企业间的价格战也愈演愈烈。仅在过去两年内，中国的电动汽车年销量就从130万辆增长到680万辆。至2022年，中国已连续八年蝉联全球最大电动汽车市场。

美国、德国等国对中国在环境产品方面的明显优势表示了担忧。目前，中国在全球环境产品贸易中的份额占17.3%，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分别是美国（11.5%）、德国（11.2%）和日本（5%）。

经验之谈

然而，这对非洲国家有什么影响？非洲在本土环境产品市场建设中应汲取哪些经验教训？这一议题在即将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上显得尤为关键，围绕气候变化的合作预计将成为论坛的谈判重点之一。

当前，非洲在全球环境产品贸易中的占比仅为1%，且主要集中在南非、摩洛哥和埃及等少数几个市场。相较之下，非洲大陆的可再生能源产量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举例而言，整个非洲大陆的太阳能电池板发电量为13千兆瓦，而日本，一个人口数量远不及非洲的国家，其太阳能发电量却已接近80千兆瓦。尽管如此，非洲大陆已宣布要在2030年达到300GW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并在2063年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如果不以中国的速度或者更快的速度发展前进，这两个目标都很难实现。

太阳能和其他环境产品的价格下降可能会加快非洲太阳能发电的发展速度。在这方面，中国的太阳能产业规模和行业竞争对非洲来说是有积极作用的。

然而，单纯依赖增加进口、加快进口速度并不能复刻中国的成功。中国在环境产品方面取得今天的成就有三个关键步骤。

调整产业政策

首先，调整产业政策是开发环境产品的前提。中国于2005年通过并于2009年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确定了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法律基础。随后，一系列五年计划出台了多项政策，包括上网电价优惠、国家级和省级资金补贴等。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装机容量从2011年的267.9千兆瓦增至2023年的1453.7千兆瓦，在过去12年中实现了超过440%的惊人增长。《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等专项政策的出台，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环境产品的发展，特别是太阳能光伏和新能源汽车产业。

其次，中国利用外部资源赋能本土企业，显著提升了这些行业的发展速度与效率。例如，中国利用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为大规模发展光伏产业奠定了基础，包括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项目和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项目一期。最近，中国光伏企业更是成功在美国通过股票和可转换债券融资70亿美元。

第三，中国坚持以自身需求为导向，自主制定发展方案，而非盲目追随外部要求。中国光伏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针对终端用户需求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对于提升市场竞争力尤为有效。中国的光伏企业一开始通过在农村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一旦形成规模，他们就转向为工业或加工业等其他用途提供太阳能。在非洲，电网的稳定性往往是一个问题，因此这一战略也可适用于非洲。

这三条经验对于非洲来说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即将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能否为非洲国家带来更多利益？非洲拥有丰富的关键矿产资源，这是光伏和电池制造不可或缺的基础，为整合供应链、发展环境治理制造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事实上，非洲多国已在大陆、次区域和国家层面制定了促进可再生能源、气候变化应对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然而，大多数国家都将环境保护作为一种愿景，通过进口免税、税收激励等措施来实现环境商品贸易目标。例如，埃塞俄比亚刚刚宣布了一项只进口电动汽车的政策。然而，目前还没有非洲国家制定了全面的产品环境制造政策，无论是太阳能产品还是电动汽车。

此外，非洲的许多发展伙伴都承诺为可再生能源提供赠款和贷款，如非洲可再生能源基金和非洲可持续能源基金。中国也在这样做——在COP28上，中国宣布了面向非洲的太阳能与微电网新倡议。

这些举措虽具积极意义，却也存在规模不足与缺乏针对性两大局限。一方面，它们需要扩大规模。大多数项目的规模不足以支持全国范围内的上网电价计划，因此难以维持和依赖。另一方面，大多数基金都没有关于可再生能源来源的政策——是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还是电池？资金分配未明确指向具体可再生能源技术路径，可能加剧对进口环境产品的依赖。在新冠疫情期间，卫生部门在疫苗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因此，非洲各国政府需要对合作伙伴提出更高的要求，确保资金支持切实满足本土需求。

还有哪些可行举措？

尽管分布式可再生能源（DRE）系统有效地为电网不稳定的城市家庭及偏远离网社区提供了稳定且经济的电力解决方案（乌干达的“公用事业2.0”等项目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这一模式只能满足非洲当前的能源需求。诚然，借鉴中国经验，将太阳能微型电网与现有电力公司整合，能助力太阳能企业增加盈利，但大规模开发太阳能、风能及水能资源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是支撑工业发展的基石。

迄今为止，中国供应商和建筑公司已广泛参与非洲大陆大大小小数十个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实施与交付。然而，由中国银行提供资金的项目却寥寥无几，而且大多数项目的规模仍然较小，均不到500千兆瓦。

非洲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前景如何？非洲若想复刻中国的成功，成为环境产品的主要制造国，就必须制定更为全面的绿色政策，同时其发展伙伴也需加大对本地化生产和规模化发展的重视力度。如果各方伙伴发展都有更远大的目标，即将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将在这方面发挥更多积极的作用。